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抗；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经久不衰的、不断重复和循环的故事。
超越了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常见的，普通的故事。
因为普通，所以伟大。
只是杜锋此时还不可能读懂这番话，即便他好像听刘钰说过，但彼时青年的他又怎么会记得这番没滋味的句子？既没有刀剑，也没有血光。
他的内心，只有一丝同为都督一直调令归京养老的共鸣，却还远没到理解命运的年纪和阅历。
于是当杜普莱克斯谈到命运的时候，杜锋的感叹中，兴奋战胜了共情的悲哀。
自己一个边军的野小子，一个本该一辈子窝在黑龙江畔终老的人，因为历史的进程，此时此刻成为了锡兰的都督，并且即将送走两个敌人中最可怕的一个，然后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封妻荫子，衣锦还乡，勒石孟加拉、饮马孟买城。
叹息中，两个人都感受到了命运的奇妙、难知、难测。
两个人，却都不懂什么叫历史的进程。
对杜锋来说，历史的进程，就是英法在加勒比蔗糖业发展，让锡兰有了几万归义汉人，让他有了都督锡兰的机会。
对杜普莱克斯来说，历史的进程，就是大顺的商业资产阶级与伦敦东印度公司的矛盾，迫使英国东印度的商业资产阶级，急需摆脱对大顺货物的依赖，加大了对印度的力量投送，让他在这几年感到极大的压力，处处受挫。
鸦片案、教案、对丹麦东印度公司的制裁……从帝国的视角来看，抗击鸦片、抗击基督教，这是帝国在维系统治。
但在商业资产阶级的视角来看，这是大顺的商业资产阶级，在利用行政权力，打压欧洲的商业资产阶级。
不同人的视角，看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结论。
商业资产阶级不生产商品，只是做商品的搬运工。
大顺的棉布、丝绸、药材、黄麻、稻米等等商品，最适合的替代者是谁？
是印度。
因为大顺发动了鸦片案，发动了对丹麦东印度公司的制裁，导致英国的资产阶级，必须要投入更大的精力于印度。
对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来说，大顺制裁伦敦东印度公司？还有这等好事？制裁死才好呢！妈的，这帮买办、垄断专营的吸血者、无耻的本国工业的摧毁者，死了才好。
可对英国的商业资产阶级来说，大顺制裁东印度公司，传递出一个可怕的信号，那就是大顺有能力通过商业制裁，让东印度公司无法在大顺拿到东方货物。
手里没东方货的东印度公司，一文不值。就像没有香料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杜普莱克斯在印度感受到的、这几年忽然增大的压力。
是英国的商业资产阶级，迫于大顺商业资产阶级的压力，急需摆脱对大顺商品的过度依赖，未雨绸缪，展开的一场阶级自救运动。
再往后三十年，英国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会联合一致，寻找市场。那时候，商业资本的价值，在于将本国的工业品卖出去，换取更多原材料，配置更多资源。
可现在，英国的商业资本，只能在本国工业资产阶级和大顺商业资产阶级的双重打压下，孤掷一注地把全部命运，压在了印度上面。
对杜普莱克斯而言，历史的进程，是悲哀的。
如果是三十年后、五十年后法国人民的生产效率，那么印度这片广袤的市场，一定会让他得到法国的极大支持，不惜代价的支持。
可现在，摆在他眼前的历史进程，就是法国劳动者所生产的货物，无法在印度销售，无法打开市场，更不要提和印度的手工业竞争。
所以，命运才会把他拉回巴黎，因为无利可图。
大顺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良好关系，源于大顺千百万勤劳聪慧的劳动人民，他们领先的手工业技术和商品，是大顺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最牢固的粘合剂。
否则，如果欧洲的工业水平超越了大顺，那么，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和大顺南通纺织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会如胶似漆？还是水火不容？
《诸界第一因》
这是不需考虑的简单问题。
今天可以欢呼大顺西洋贸易公司是帝国主义的马前卒，明天就会愤慨他们是外国资本的买办集团——中国工业的发展，工业化水平，工业力量越强，工业产值越高，越能促使敌国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分裂和矛盾，甚至直接撕裂对方的社会。
刘钰所处的大顺，和满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隐约间认识到劳动人民的力量，而刘钰又知道什么是历史的进程。
他只是借助了劳动人民的力量的一点点，而劳动人民的力量即便被压制，在他没出现的那个时空，依旧展示了强大的、撕裂对方社会的力量——否则，你以为笛福和东印度公司的互喷、亚当斯密和休谟的争论、曼彻斯特棉布法案的大辩论，到底在喷什么、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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