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掉客户，这个念头闪过去的时候，多斯自己都觉得有点疯了。但这疯劲里偏偏又透着一股理所当然——他这种人，几时有过什么不能碰的底线？合作归合作，生意归生意，真到了对方变成累赘、逼着自己往死路上走的时候，翻脸也不过是掀张牌的事。
问题从来不在于敢不敢，而在于值不值。
眼下这局面，显然不值。客户的深浅他摸不透，但那份硬邦邦的分量隔着电话线都能砸得人手心惊。真要去碰，别说拔不拔得掉对方，自己这点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家底，怕是还没等动手就先被啃得七零八落。这笔账太亏，做不得。
既然此路不通，那就换条道走。
既然自己不方便亲自动手，那就想办法让对方想要的那个结果——最好连那几个人本身——从自己眼前彻底消失。不一定非要杀掉才算数。人消失了，烂账自然也就转到了别处，后续是死是活、是被谁吞掉还是烂在哪个无人知晓的沟里，都与他多斯再无干系。
这逻辑不光彩，甚至透着股浓浓的市侩与怯懦，但实用。实用得就像他当初决定做这门生意一样。黄区这地方，从来奖赏的不是硬骨头，而是活得足够久、同时还能时不时把麻烦甩给别人的那份精算。
他不是不知道对方冲着酒店里那几个人来的。这些年扣货审人，加上他自己的情报网，那几位“特遣”的来历和分量，他心里早就有本账。只是之前一直压得住，风声也淡了，甚至连他自己都快被这表面的平静给骗了过去，以为最难熬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这块烫到骨头里的山芋终于被他捂住了。
可现在，有人闯了进来。不是试探，不是小打小闹，而是用一种近乎屠宰场般利落的方式，把他精心维持的“消化系统”戳了个窟窿。那场战斗的报告现在还摊在他桌子上，血腥味浓得呛人，也彻底把他从侥幸中拽了出来——有些债，不是忘了，只是清算的日子还没轮到。
对方是冲着救人来的。这点他基本能确定了。幸存者是，那两个硬茬子也是。政府军的身份，北山方向的切入，再加上眼前这摊烂事，几乎就是板上钉钉。这样一来，局面反而简单了：他们要人，而人就在北山酒店。
这让多斯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既然硬碰硬代价太高，那不如借力打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祸水东引。既然这帮人迟早要冲向酒店，他何必非得守在门口自己扛？把酒店这个烫手山芋连带着里面的特遣打包，找个够贪、够狠、同时也足够惹眼的买家接过去，岂不省事？
穆克夫集团的名字适时地跳了出来。那帮人对精神创伤和高压环境的“样本”有着近乎病态的兴趣。他们是疯子，也是商人。只要价格合适，他们不忌讳接手一场即将爆发的血腥冲突，甚至可能把那当成有价值的“观察环境”。
弗雷德就是个不错的中间人，够滑，也够懂行。牵上线，开出价，把北山酒店的控制权和那几名特遣的“归属”一并转手。名义上，责任稀释出去了；实际上，一旦救援者真来了，率先撞上穆克夫集团厚装甲的，会是他们自己。
至于代价？多斯已经准备把价码往上抬三成。不痛不痒的加价没人会当回事，就是要让对方肉疼一下，但又舍不得这块肥肉，同时还得相信里面的“肉”够足够新鲜。痛感会让穆克夫那边谨慎，可利润会让那点谨慎消解。他们接了，北山这场火就会烧得更旺、更乱。乱到责任线彻底散掉，谁都别想再轻易把账算回他头上。
万一救援者不来呢？万一他们权衡后直接撤离呢？多斯也想过。那更好，他顺势借弗雷德的渠道，试着牵个线，看能不能想办法把这几个瘟神“送出去”，送出黄区，送到那些他够不着、也懒得再管的广阔世界里去。路他摸不着，但或许可以借别人的手去推一把，让她们自己离开。走掉了，麻烦就自动远了。
搅浑水，让更多人下场。搅得越乱越好，乱到谁都看不清第一口血是怎么咬上去的，乱到所有的恩怨、算盘和火力都绞成一锅谁也理不清的烂账。到那个时候，他多斯才能找到缝隙，把脚从这片越来越烫的泥浆里拔出来，重新站回那个精于计算、永远只做划算买卖的影子底下。
这才是最划算的做法。
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让问题不再是自己的问题。
至于北山最后会变成什么样，会死多少人，会不会成为一场血腥到连他都不忍卒读的噩梦——那些，已经不是他该操心的事了。
多斯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桌沿那条早已被磨得发光的木头上摩挲，力道很轻，反复做着同一个循环。桌面上那摊从报告里散出来的血腥味，仿佛还粘在空气里，但他脑子里的东西已经不在那些横飞的碎肉和惨烈的死状上了。它拐了个弯，滑向一条更绕、也更符合他那套生存逻辑的小径。
那条路的名字，叫“送走”。
不是他心头忽然泛起了什么不合时宜的善念，更不是被北山那儿刚刚传回来的、带着浓重屠宰场气味儿的场面给吓破了胆。吓破胆？那种情绪对他这号人来说太奢侈，也太低效。逼他拐弯的，是另一种更冰冷的东西：计算。当一笔生意预期要投入的成本，开始远远超过可能捞到的利润，甚至可能把老本都赔进去，真正的商人首先想的，绝不会是硬着头皮往上冲，而是怎么把烫手的山芋甩出去，或者，至少让它离自己的钱袋子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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