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于伟正沉默了片刻，缓缓开口了：
“嗯，朝阳同志啊在东洪县和临平县的工作，大家有目共睹。这个同志有想法，肯干事，也能干成事，是个好苗子。”
他目光在会议室里环视一圈，继续说道：
“但是，朝阳同志这次参加的省委党校额培训班，是省委组织部和省委赵书记亲自点的名。全省三四百名干部参加这次培训，规格很高，机会难得啊。学习还没结束，就急着让他返岗，恐怕不太合适。省委那边会怎么看？朝阳同志个人怎么想？”
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水，放下杯子时，语气更加平和：“我不是否认朝阳同志优秀。年轻干部嘛，资历浅一点是正常的。但资历不够，可以靠能力补，靠实绩补。我们选人用人，既要看能力，也要讲规矩，讲程序。不能因为这个同志好用，就一个劲地给他压担子。我这话可能说得直了点——不能可着一个人使唤，把好钢全用在刀刃上，刀背刀把就不管了？那不行嘛。”
他微微笑了笑，笑容很淡：“还有就是啊，朝阳同志在东洪县干得不错，很多工作刚刚铺开，正在见成效的关键时候。后面还有很多收尾的工作，需要他去做。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善始善终，慎终如始’。一件事，开头开得好，结尾也要收得好。虎头蛇尾不行啊。朝阳同志在东洪县开了个好头，那就应该让他把这个头开到底，把局面稳住，把成果巩固住。这才是对干部负责，对工作负责。”
他说到这里，目光转向王瑞凤：“瑞凤市长，你的看法呢？”
王瑞凤心里微微一紧。这个问题抛给她，她必须接，但又不能接得太实。于伟正这番话，表面上是在肯定李朝阳，实际上已经把周宁海的提议给否了。否的理由也很充分：省委党校学习还没结束，现在调动不合适；东洪县的工作需要收尾，李朝阳应该善始善终。
她要是顺着于伟正的话说，等于公开站队，驳了周宁海的面子。周宁海毕竟是副书记，分管人事，今天虽然提得突兀，但也是他的职责范围。她要是替周宁海说几句，又会得罪于伟正。市委书记和副书记意见不一致很正常，但通常五人小组会就能达成一致，现在这样传出去影响不好。
王瑞凤轻轻清了清嗓子，脸上带笑：“于书记和宁海书记的意见，都有道理。宁海书记是从干部使用的角度考虑，曹河县情况复杂，需要得力干部去稳住局面，这个思路是对的。于书记是从干部成长和工作的连续性考虑，朝阳同志学习还没结束，东洪县的工作也需要收尾，这个考虑也很周全。”
这就是女同志的好处，在关键时刻能起到缓和关系的作用。王瑞凤继续道：“曹河县的问题，确实很紧迫。国有企业改革，关系到几万人的饭碗，关系到社会稳定。但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稳得住。干部使用是大事，急不得，也乱不得。我的想法是，朝阳同志的使用问题，可以放一放，等他从省委党校学习结束回来，再统筹考虑。眼下，咱们还是集中精力，把曹河县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方案研究透，把可能出现的风险估计足，把应对措施想周全。”
瑞凤市长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两边都不得罪，又把话题拉回到了今天的会议主题上。
于伟正听完，点了点头，目光又转向坐在周宁海旁边的市委常委副市长侯成功：
“成功同志，11月你走了半个月啊，带队到沿海几个省考察学习国有企业改革经验，收获不小。你谈谈，外地有哪些做法，咱们可以借鉴？”
侯成功正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听到于伟正点名，连忙抬起头，把手里的笔放下，翻开面前的另一个笔记本。那本子记得很满，字迹有些潦草。
“于书记，各位领导，那我就简单汇报一下。”
侯成功五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黑框眼镜，说话带着点东原口音。他是从外地化工企业总经理的位置上交流，但也有些书生气，喜欢引经据典，讲话容易长篇大论。
“按照市委的统一安排啊，上个月，我带着计委、经贸委、工业局、也包括政研室几个部门的同志，到广东、福建、浙江几个地方走了一圈，看了十几个企业，开了七八场座谈会。总的感受是，外地的国企改革，步子比咱们大，胆子比咱们壮，办法也比咱们多。”
他推了推眼镜，继续说：
“但有一条是共通的，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这个定位不能变。改革是为了让国企活得更好，不是要把国企改没了，市场化改革和国企破产，确确实实是听得多见得少。所以外地再怎么改，都坚持一个前提：确保生产不停，职工队伍不乱，社会大局稳定。”
他翻开一页笔记：
“具体到做法上，有这么几条，我觉得可以参考。一是产权要搞活。有些地方搞了股份制改造，吸收职工入股，也吸收社会资本入股，把单一的国有产权，变成混合所有制。这样一来，企业的经营机制灵活了，职工的积极性也提高了，但厂还是集体的。二是管理要从严啊。他们搞了厂长经理负责制，权力下放，但监督跟上。审计、纪检常年进驻企业，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不搞秋后算账。三是历史包袱要妥善处置啊。对老职工，该内退的内退，该买断的买断，但补偿要给足，不能亏了为企业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对不良资产，该剥离的剥离，该核销的核销，不能让新企业背着老包袱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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