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项目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愈发频繁且深入。
一天，欧阳悦琳召集大家开会。她有些担忧地说：“虽然我们现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整体来看，还有很多文化遗产地的数字化保护进度并不理想。尤其是那些偏远山区的古村落和小型文物遗址，基础设施薄弱，技术引进非常困难。”
李明沉思片刻后回应道：“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建立移动数字化工作站的设想入手。把这些工作站直接开到那些地方，就地取材进行设备和数据的处理，减少运输和外部支持的依赖。”
索菲亚点头表示赞同：“这个想法不错。而且我们可以在当地招募一些志愿者，经过简单培训后协助我们工作。既能够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又能提高当地居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参与度。”
艾莉丝皱着眉头说：“但是当地志愿者的专业素养难以保证，会不会影响数字化的质量？”
林羽接过话茬：“这确实是个风险，但我们可以设计一套非常简易且实用的培训教程，并且在工作站的专家指导下逐步开展工作。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些质量审核环节，确保初步采集的数据基本符合要求。”
资深考古学家张教授接着说：“在对待这些小型文化遗产时，我们还要特别注重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它们虽然没有大型遗址那么宏伟壮观，但往往蕴含着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内涵，这一点在数字化过程中不能被忽视。”
欧阳晨曦接着说：“那我们在数字化方案里就得专门针对文化多样性做一些设计。比如增加民间文化传承人口述历史的数字化采集板块。”
这时，负责资金筹集的成员有些焦虑地说：“目前我们的资金虽然能维持基本运转，但如果要增设移动工作站并且扩大培训规模，资金缺口还是很大啊。”
欧阳悦琳坚定地说：“那我们得重新规划一下资金的使用方向，把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削减掉，集中力量保障关键环节。同时，看看能不能和一些国际组织联合申请一些专项文化遗产保护基金。”
李明补充道：“我们还可以和当地政府合作，让他们了解这个项目对于地方文化旅游发展的潜在价值，在地方财政上寻求一些支持。”
索菲亚笑着说：“没错，很多地方政府其实都在寻求特色发展路径，我们的项目如果能和他们的发展规划相结合，应该会有不错的效果。”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在讨论和交流中不断优化项目的推进策略。每一次对话都是思想的碰撞，每一个提出的方案都为解决当下的问题增添了一份可能，也让他们离实现全面、深入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和国际推广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随着新方案的初步确定，团队成员们迅速开始行动起来。
李明开始着手设计移动数字化工作站的具体配置和流程。他仔细考量每一个环节，从设备的便携性到能源的可持续供应，确保工作站能够在各种艰苦的环境下正常运行。他与技术团队多次模拟在偏远地区的运行场景，反复调试设备间的兼容性。
索菲亚则全身心投入到编写新的志愿者培训教程中。她深入研究不同地区文化遗产的特点，将文化多样性的考量融入到教程的每一个章节。她亲自绘制一些简单的示意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文化内涵捕捉的重要性。同时，她还联系了一些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丰富经验的教育工作者，寻求他们对教程的建议。
欧阳晨曦忙于与各方沟通国际联合申请专项基金的事宜。她精心准备项目计划书，突出项目的创新性、紧迫性以及广泛的积极影响。她与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保护组织的联系人频繁交流，了解各个基金会的关注重点和申请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她也遇到了不少竞争对手，她不得不进一步挖掘项目的独特之处，与其他项目进行差异化竞争。
林羽则负责与地方政府进行初步接触。他深入研究每个地方的文化遗产资源和旅游发展规划，制定出针对性的合作方案。他首先选择了一些文化遗产丰富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且旅游潜力尚未充分挖掘的地区。他带着详细的规划书来到这些地方，与当地政府官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耐心解释项目如何能为当地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文化影响力提升。
然而，新的问题很快又出现了。
在一次设备测试中，李明发现移动数字化工作站在长时间运行后的数据稳定性存在问题。一些设备在复杂环境下容易出现信号波动，导致采集的数据有偏差。他紧急召集技术人员进行攻关，大家从硬件设备到软件算法进行全面检查。
与此同时，索菲亚在志愿者招募和预培训过程中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对文化遗产的理解和态度存在很大差异。有些地方更注重宗教意义上文物的保护，而有些地方则侧重于历史故事传承。这给统一培训带来了难题，她不得不重新调整教程的结构，针对不同的文化态度进行分层教学实例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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