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的奉天，暑气像一张浸了油的棉絮，闷得人喘不过气。
奉天站的铁轨被晒得发烫，泛着青灰色的光。一列墨绿色的火车刚喘着粗气停下，蒸汽在站台上方凝结成白雾，混着煤烟味儿飘向远处的钟楼。陈峰就是在这股味道里睁开眼的——不是消毒水和机油混合的特种部队医务室气息，而是呛人的煤烟、汗馊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属于旧时代的铁锈腥气。
他猛地坐起身，后腰撞在硬邦邦的木椅上，疼得他倒吸一口冷气。这不是他的战术背囊，也不是龙刃基地的合金病床。身下是铺着粗麻垫子的硬座，对面是三个穿着短褂的汉子，正用好奇又警惕的眼神打量他。
“醒了？”中间那个留着八字胡的汉子咧嘴笑了，露出两排泛黄的牙，“刚才还直挺挺倒着，以为是个死人呢。”
陈峰没接话，手指下意识摸向腰间——枪套是空的。他瞳孔微缩，迅速扫视四周：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男人大多穿着对襟短衫或灰色军装，女人裹着蓝布头巾，怀里揣着布包。车窗外，站台上的小贩正扯着嗓子喊“糖瓜梨膏——”，声音里带着挥之不去的沙哑。
最让他心惊的是那些军装。灰扑扑的布料，领口缀着模糊的徽章，不是解放军的橄榄绿，更不是他熟悉的数码迷彩。斜前方一个士兵正用粗瓷大碗喝粥，碗沿豁了个口子，他腰间的步枪枪身锈迹斑斑，枪托磨得发亮——那是一把他只在军史博物馆见过的汉阳造。
“哥们，哪疙瘩来的？”旁边一个背着包袱的老头凑过来，烟袋杆在鞋底敲了敲，“看你穿的这衣裳，不像咱奉天地界的。”
陈峰低头看自己的衣服：黑色作战T恤，迷彩长裤，战术靴上还沾着演习场的红土。在这满是粗布衣裳的车厢里，确实像个异类。他脑子里嗡嗡作响，最后的记忆停留在龙刃基地的实弹演习——为了测试新的战场通讯系统，他带队潜入模拟敌占区，然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白光吞噬了一切。
“我……”他张了张嘴，嗓子干得发疼，“这是哪儿？”
“嘿，睡糊涂了？”八字胡汉子拍了下大腿，“奉天！奉天站！过了山海关就是咱东北的地界，懂不？”
奉天。
这个词像冰锥扎进陈峰的太阳穴。他猛地看向窗外，站台尽头的砖墙上刷着一行白漆大字：“中日亲善，共荣共存”，旁边还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太阳旗。几个穿着黄皮军装的日本兵正挎着步枪巡逻，军靴踩在碎石子上发出“咔哒”声，枪刺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1931年。
这个年份突然从记忆深处跳出来，带着血腥味撞进他的脑海。他是龙刃特种部队的队长，每年军史考核都是满分——1931年9月18日，奉天，柳条湖，九一八事变。
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连呼吸都带着疼。他不是在做梦，也不是演习。那个爆炸把他扔回了八十六年前，扔到了这个即将被铁蹄踏碎的城市。
“看啥呢？”老头顺着他的目光看向日本兵，往地上啐了口唾沫，声音压低了，“这帮东洋鬼子，天天在城外演习，枪子儿都上了膛，谁知道要干啥。”
陈峰收回目光，强迫自己冷静。作为顶尖特种兵，他受过最严苛的心理训练，越是绝境，越要保持理性。他需要信息：准确的日期，当前的局势，还有……怎么活下去。
他从口袋里摸出钱包——还好，钱包还在。但里面的人民币变成了废纸，只有几张身份证大小的卡片。他抽出一张，是他的军官证，照片上的自己穿着作训服，眼神锐利。他迅速把证件塞进靴筒，抬头时，正好对上一个日本兵投来的目光。
那目光像毒蛇，冰冷黏腻，在他的作战服上扫来扫去。陈峰不动声色地往后靠了靠，手指摸到椅腿——那是硬木的，必要时能当武器。日本兵嗤笑一声，转过头去，用生硬的中文呵斥一个没站稳的小贩。
“快下车吧，”老头拍了拍他的胳膊，“奉天站查得严，你这衣裳扎眼。”
陈峰点点头，站起身。车厢过道狭窄，他侧着身往前走，动作保持着特种兵特有的警觉——双脚微分，重心压低，眼角的余光扫过每一个人。他注意到那个日本兵的步枪保险是打开的，注意到站台角落里两个穿长衫的人手指一直在袖口摩挲（可能藏着武器），还注意到远处钟楼的时间——下午三点十五分。
刚走出车厢，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混杂着煤烟、牲口粪便和劣质烟草的味道。陈峰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适应这陌生的环境。他站在站台中央，假装整理背包，实际上在绘制地形草图：东出口有两个日军岗哨，西出口只有一个奉天警察，墙角有监控死角，左侧行李房的窗户没关。
“喂！站住！”
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响起。陈峰转身，看到一个穿着黑色警服的奉天警察正朝他走来，腰间挂着一把左轮手枪，帽檐压得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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