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谢尔盖在西公园松鹤亭匆匆一别，林山河裹紧身上的伪满警察制服，快步融入新京冬日的寒风里，脸上的平静早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凝重与紧绷。只不过此刻的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不起眼的满铁警察署外勤科员，而是凭借五年潜伏的步步为营、左右逢源，靠着数次破获“反满抗日”假案、迎合日方清剿政策的功绩，一路攀升至满铁警察署总务科科长，新京特别警察厅副厅长，手握警务调度、治安稽查的实权，在日伪官场中也算有了一席之地，虽依旧身处日方监视之下，却已能接触到以往遥不可及的核心圈层。
他心里清楚，谢尔盖此次索要的关东军换防情报，依旧是锁在日伪核心机要处的绝密军务，即便如今身居副厅长高位，没有关东军司令部的特许，也无法直接调取。但身份的转变，给了他截然不同的路径——不再需要铤而走险潜入机密档案室，而是可以利用官场人脉、权钱交易，从日方内部撕开一道口子。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伪满全境安保级别飙升至战时最高，关东军换防、兵力部署这类“特秘甲号”情报，管控比以往更为严苛，硬闯窃取无异于自寻死路，唯有从内部人员下手，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林山河潜伏多年，早已将新京日伪官场的人脉关系、人员秉性摸得一清二楚。他深知，日方官员看似高高在上、纪律森严，实则内部贪腐成风，不少底层军官因薪资微薄、家境窘迫，早已被贪欲侵蚀，只要筹码足够，便能突破他们的底线。经过数日的暗中排查与筛选，一个名字进入了他的视线——关东军参谋部参谋小林菊次郎。
小林菊次郎不过三十出头，来自日本九州乡下的贫苦农户，家中父母年迈，弟妹众多，全靠他一人在伪满从军的薪俸度日。关东军参谋部参谋的职位看似光鲜，实则薪俸有限，加上他嗜赌成性，私下欠下不少赌债，平日里衣着朴素，行事拘谨，在同僚中备受轻视，是出了名的贫穷又贪财。更关键的是，他隶属于关东军参谋部作战课，全程参与关东军换防、驻防部署的文件拟制与传递，手里掌握着第一手的驻防情报，是获取情报的最佳突破口。
林山河认定，此人就是他撬开绝密情报的钥匙。但他也明白，与日方军官做情报交易，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不仅自身会被以间谍罪处决，军统在新京的情报网也会毁于一旦，甚至连累刚联络上的美国海军情报处的间谍谢尔盖。所以，这场交易必须做得天衣无缝，隐秘至极，既要拿捏住小林菊次郎的贪念与窘迫，又要避开所有眼线，绝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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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林山河先是动用自己在警察厅的人脉，暗中对小林菊次郎展开全方位摸排，将其底细摸得通透。
小林菊次郎的窘迫，在关东军参谋部底层军官中早已不是秘密。他每月的薪俸，大半要寄回日本老家赡养家人，剩下的还要偿还赌债，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时常连日常应酬的开销都拿不出来。有同僚曾撞见，他在新京街头的旧货摊徘徊许久，只为买一双便宜的旧皮靴；甚至在食堂吃饭，也只敢挑最便宜的饭菜，连一份日式炸猪排都舍不得点。而他的贪财，更是显露无遗，平日里但凡有能捞取好处的机会，他从不会放过，帮同僚传递文件、整理资料，都会暗中索要些许小费，哪怕是几包烟、一瓶酒，也欣然接受，在利益面前，几乎没有底线。
更让林山河放心的是，小林菊次郎在关东军内部并无强硬靠山，出身贫寒的他，一直被出身贵族的同僚排挤，郁郁不得志，对军部也暗藏不满，只是敢怒不敢言。这种人，既无背景撑腰，又被贫困和贪欲裹挟，最容易被利益收买，也最容易保守秘密——因为他输不起，一旦交易败露，他不仅会被军部开除，还会连累远在日本的家人，所以绝不会轻易铤而走险出卖交易者。
此外，林山河还摸清了小林菊次郎的日常行踪：他每日准时从关东军参谋部宿舍出发，步行前往参谋部办公，傍晚下班后，常会独自去新京城南的一家小酒馆喝酒解闷，鲜有同伴；每周三下午，他会请假去城南的当铺，典当自己为数不多的私人物品，偿还赌债；他为人孤僻，不爱与人交际，身边没有亲信，也没有被特高课列为重点监视对象，这为两人的秘密接触，创造了绝佳的条件。
掌握了这些信息，林山河心中有了全盘计划。他没有选择贸然接触，而是以新京特别警察厅副厅长的身份，借着警察厅与关东军参谋部协同开展“战时治安联防”工作的名义，主动向川崎太郎申请，负责对接关东军参谋部的日常警务联络事宜，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与小林菊次郎正面接触的机会，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毫无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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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日之后，借着联防工作对接的由头，林山河在关东军参谋部的办公区，第一次正式见到了小林菊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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