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的上海，春寒还没褪尽，黄浦江的风裹着湿冷，扑在恒基中心的落地玻璃上，留下一层淡雾。陈启棠的办公室在顶楼，窗外是鳞次栉比的写字楼，其中一栋挂着“降价促销”的巨幅广告，红色的字体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格外扎眼——那是上海松江的写字楼项目，半个月前还标价每平3万，现在直降到2.55万，跌幅正好15%。
陈文博拿着报表闯进来时，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急促的“笃笃”声，像他此刻按捺不住的兴奋。“爸！你看这个！”他把报表摊在红木办公桌上，指尖重重戳在“松江商铺均价2.55万”的数字上，报表边缘被他捏得发皱，“比周边低了10%，卖家急着套现，说是资金链紧，这可是抄底的好机会！”
陈启棠正对着电脑看恒基中心的入住率报表，听到声音，缓缓转过身。他穿着深灰色西装，袖口的纽扣泛着哑光，手指上的玉扳指随着动作轻轻晃动。“急着套现的项目，要先看清楚，是真便宜，还是埋着坑。”他的声音很轻，却像黄浦江的潮水，压过了陈文博的急促。
陈文博把报表往父亲面前推了推，上面的折线图显示松江商铺价格三个月内跌了20%，红色的下跌箭头刺眼得很。“坑什么？我查过了，那地段离地铁口近，以后肯定能涨！你看恒基中心现在的租金，不也是涨了吗？”他想起上个月恒基中心的租金从每天每平8元涨到8.5元，心里更觉得抄底没错，“现在不买，等价格涨回去，就没机会了！”
陈启棠没说话，从办公桌下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深棕色的皮夹，皮夹边缘已经磨出包浆，是用了十几年的老物件。他打开皮夹，从内侧最深处抽出一张字条——纸页薄得近乎透明，边缘被反复摩挲起了毛边，上面“启棠，我赌输了，房子没了，家也没了”的字迹，被岁月浸得发淡，却还能看清笔锋里的绝望。这是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时，他那个激进投资的朋友留下的，朋友后来跳楼了，只留下这张字条。
“你先看看这个。”陈启棠把字条放在报表旁边，字条的淡与报表数字的红形成刺目的对比，“1997年，香港也有很多人觉得‘便宜’，抄底楼市，结果呢？价格跌了50%，多少人跟你这位叔叔一样，家破人亡。”他的指尖轻轻拂过字条上的字迹，像是在抚摸一段结痂的伤口，“当时他也跟我说‘以后肯定能涨’，可潮水退得太快，没等涨，就淹了。”
陈文博的目光落在字条上，那行字像根细针，扎得他心里发紧。他以前也听过父亲提1997年的事，却没见过这张字条，更没见过父亲这样郑重的神情。“可现在是内地，不是香港，政策不一样，四万亿刚放，楼市肯定能稳得住……”他的声音弱了些，指尖不再戳报表，而是无意识地抠着桌面的木纹。
“政策能稳一时，稳不了一世。”陈启棠从抽屉里拿出另一张报表，上面是内地房企的负债率名单，超过70%的企业名字都用红笔标了圈，密密麻麻占了半页纸，“你看这些企业，现在也在抄底拿地，负债率都快到80%了，他们跟1997年我那个朋友，有什么区别？”他把报表叠在松江商铺的报表上，“潮水要退的时候，最先淹的就是这些贪心的人。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跳。”
陈文博看着那张负债率名单，红色的圈像一个个警告，心里的兴奋渐渐凉了。他想起上个月去广州考察，看到很多开发商不管不顾地拿地，当时还觉得他们有魄力，现在再看，倒觉得有点吓人。“可……可这项目是真便宜，万一涨了呢？”他还想挣扎，毕竟这样的低价机会不多见。
“万一跌了呢？”陈启棠反问，声音依旧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我们做地产，不是赌大小，是求稳。恒基中心的租金涨了，是因为我们做的是运营，不是投机。商铺价格跌了10%，可能还会跌20%、30%，到时候资金套在里面，想撤都撤不出来。”他把字条重新放回皮夹，再锁进公文包，动作缓慢却郑重，“这张字条告诉我，见好就收，比什么都重要；不贪，才能活得久。”
陈文博没再说话，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松江方向的写字楼，广告上的红色字体在雾里发虚。他想起父亲一直说的“稳”，以前觉得是保守，现在看着那张字条，突然有点懂了——那不是保守，是经历过生死后的清醒。
“通知团队，把我们手里那两个松江的商铺卖掉。”陈启棠突然开口，手指在键盘上敲下“松江商铺抛售”的指令，“价格别太纠结，比市价低5%也没关系，尽快出手。”
“卖掉？我们手里的那两个不是租金还不错吗？”陈文博愣住了，那两个商铺每月能收几万租金，他一直觉得是优质资产。
“租金不错，可价格要跌了，留着只会亏更多。”陈启棠看着儿子，眼神里有期待也有告诫，“记住，资产再好，也要看大环境。现在内地楼市像个吹大的气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破，我们要先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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