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腊月廿八的上海，恒基中心顶楼办公室的暖气带着木质地板的暖意，漫过脚踝。落地窗把黄浦江的夜景框成一幅流动的画——对岸东方明珠的暖光映在江面，货轮拖着银亮的水痕缓缓驶过，像在黑丝绒上绣出的细线。陈启棠坐在梨花木办公桌后，手指反复摩挲着公文包的铜扣，那是个用了二十年的深棕色牛皮包，边角磨出浅褐的包浆，包身左侧还有道浅划痕，是1997年从香港搬去深圳时，被搬家公司的箱子蹭到的，至今没修。
陈文博推门进来时，手里的内地业务年度报表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纸页边缘被他攥得微卷。报表上用荧光笔标着“恒基中心入住率92%”“广州商铺抛售盈利12%”，最后一行“内地业务负债率28%”旁，他特意画了个鲜红的对勾。“爸，今年超额完成目标了。”他把报表放在桌上，指尖敲了敲“负债率”那行，眼里带着年轻人的雀跃，“浦东那块商办地，中介说价格比上月降了8%，咱们要不要……”
话没说完，陈启棠抬了抬下巴，指了指公文包：“先把包里那东西拿出来。”他的声音像泡透的普洱，醇厚里带着岁月的沉劲，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陈文博愣了愣，伸手拉开公文包拉链。里面没什么贵重物——一本翻得页脚起毛的笔记本，夹着几张老照片（有他小时候和父亲在香港的合影，还有张泛黄的黑白照，是个陌生男人的笑脸），最底下压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被胶水粘过，还留着浅白的胶痕。他把信封拿出来，指尖触到里面硬挺的纸页，突然想起半年前在广州，父亲也是从这个信封里，掏出过一张让他费解的字条。
“打开。”陈启棠的目光落在信封上，像在看一件比报表更重要的东西。
陈文博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里面是张对折的方格纸，纸边发脆，边缘被手指磨得泛白，像是被反复展开又折起过无数次。展开来，一行潦草的钢笔字撞进眼里：“启棠，我赌输了，房子没了，家也没了”，末尾没有署名，只有个模糊的日期——1997年10月26日。字条旁边贴着张剪报，是当年香港《明报》的地产版，标题“信和系子公司破产，负债91%无力偿还”旁，用红笔圈着个名字：“张明”，剪报边角还贴了张便签，是陈启棠的字迹，力透纸背：“阿明，记此教训，不贪不赌，守家为上”。
“阿明就是照片里的人。”陈启棠突然开口，指了指公文包里的黑白照，“1989年我跟他一起在香港做建材生意，后来他跟风炒楼，把店铺抵押了，还借了高利贷。1997年金融危机一来，房价跌了六成，银行催贷，高利贷上门，他只能卖了唯一的房子，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台湾，他自己……”陈启棠顿了顿，手指轻轻按在字条上“家也没了”那四个字，指腹的老茧蹭过纸页，“走之前他来深圳找我，手里攥着这张字条，指甲缝里还沾着搬家时的灰，说‘启棠，我没脸见人了，这张纸你留着，以后让文博也看看，别像我一样’。”
陈文博的指尖落在字条上，纸页的凉意顺着指尖爬上来，比办公室的暖气更刺骨。他突然想起上个月信托公司的经理来谈合作，说深圳有块地“三个月就能转手赚两千万”，只需要恒基承担70%的负债，他当时还拿着测算表跟父亲争论“风险可控”，现在看着这行“家也没了”，才明白那些“可控的风险”，在崩塌面前有多脆弱。
“我带你接恒基中心，不是想让你赚快钱。”陈启棠起身走到落地窗前，指着楼下亮着灯的写字楼，玻璃映出他的身影，鬓角已染霜，“这栋楼当年是烂尾楼，别人都劝我‘别接，砸手里’，可我算过，只要租金能覆盖贷款利息，每年有5%的收益，就不算亏。现在入住率92%，每年能赚1000万，慢是慢了点，但稳——稳才能守住家，守住手里的东西。”他回头看着陈文博，眼里没有了平时的严厉，多了些父亲对儿子的托付，“你总说我保守，可你想想，阿明要是当年能留一笔应急钱，要是不赌那‘翻倍的收益’，是不是就不会连家都没了？”
陈文博没说话，把字条重新折好，折痕跟之前的重合，像是在延续父亲的坚守。他想起自己刚接手内地业务时，总想跟那些“一年开三个项目”的开发商比速度，现在才明白，父亲要他学的不是扩张，是“不摔跟头”。他打开公文包，把年度报表放进去，紧挨着那个牛皮纸信封，报表上的“28%负债率”，像是在给字条里的教训做注脚。
“这张字条，今天交给你。”陈启棠从陈文博手里接过信封，仔细放进公文包内侧的暗袋里——那里是他放重要合同的地方，二十年来，只有阿明的字条和恒基的营业执照待过。然后他把公文包推到陈文博面前，包带的磨损处刚好对着陈文博的手，“以后内地业务，你牵头。记住两件事：第一，任何项目，负债率超50%就停，哪怕别人说能赚一个亿；第二，每次签合同前，先看看这张字条，想想阿明，别被‘快钱’迷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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