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30日，县城飘起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雪粒子打在鼎盛公司办公室的玻璃上，簌簌响，像在数着林晟心里的急。他站在办公桌后，手里攥着城西地块的土地使用证，红色封皮被手指捏得发烫，眼前的“鼎盛广场”规划模型上，“商业裙楼”“影院入口”的标签被他反复调整，连模型底座沾的灰都没心思擦。
“林总，信托公司又来电话了，问鼎盛城的进度，说要是下个月还达不到预期，就要提高利率。”会计老张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张催款单，“还有，建材商那边也催了，说这个月的货款再拖，就断供。”老张跟着林晟干了三年，从建材零售到开地产公司，看着林晟把老宅抵押了，把高利贷借了，现在负债率涨到85%，心里早就捏了把汗。
林晟没回头，目光盯着模型上的“购物中心”，声音有点飘：“知道了，让他们再等等，城西地块拿下来了，下个月就能启动融资，到时候什么钱都有了。”他伸手拿起桌上的深圳旧车票，车票边缘被摸得发毛，背面“当时差5万”的字迹像根刺，扎得他心里发紧——这次他没差钱，却比当年更急躁，总觉得再慢一步，红利就跑了。
老张还想说什么，比如“融资没那么快”“负债率太高银行不批”，但看着林晟的背影，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偷偷把催款单放在桌角，旁边是林晟刚签的“鼎盛广场设计合同”，预付款就要200万，而公司账户里，只剩不到50万了。
同一时间，国信地产的会议室里，暖气开得很足，赵山河坐在主位上，手里翻着蓝色文件夹，里面新增了三张“保障房项目口碑记录”——幸福里业主送的“国企担当”锦旗照片、安居苑的质量检测报告、新代建项目的村民感谢信，每张纸都用回形针别着，边角整理得齐齐整整。
“明年我们重点还是代建和保障房，商品房拿地暂时停了。”赵山河把文件夹推到桌中央，目光扫过参会的员工，“刚才住建局来电话，说周边县城还有两个保障房项目，想让我们接，下周周磊去做个测算，确保盈利能覆盖成本，就签合同。”
周磊坐在旁边，手里拿着笔记本，飞快地记着：“赵总，那应急资金还保持5000万吗？”他想起上个月林晟找国信想“合作开发城西地块”，赵山河看了眼林晟的负债率报表，直接拒绝了，说“国信不做高风险的事”。
“保持，”赵山河点点头，手指敲了敲文件夹里的“风险预案”，“明年楼市可能有调整，手里有现金，心里才不慌。”他把文件夹合上，封面上的“国信地产合规档案”字样，在灯光下格外清晰——这文件夹里藏的不是野心，是国企的底线。
香港，恒基中心的顶层办公室里，陈启棠站在落地窗前，看着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手里拿着内地业务的年度报表，报表上“运营类资产占比100%”“负债率28%”的数字，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陈文博坐在旁边，手里攥着那张泛黄的字条，刚跟父亲汇报完上海恒基中心的入住率——92%，比去年涨了3%。
“明年内地业务就按这个节奏来，不新增拿地，把现有的长租房和写字楼运营好。”陈启棠把报表放在桌上，拿起公文包，把字条放进去，暗袋的拉链拉得严严实实，“你记住，做地产不是比谁跑得快，是比谁走得远，别被‘快钱’迷了眼。”
陈文博点点头，把报表收好，心里想起上个月深圳有个开发商找他“合作炒房”，说“三个月能赚一倍”，他当场就拒绝了——现在他手里的字条，比任何利润都重要。
县城的另一端，李建国的建材厂里，机器已经停了一半，雪落在空荡荡的厂房顶上，积了薄薄一层。李建国蹲在地上，看着地上散落的钢筋头，心里像被雪冻住了一样凉。妻子走过来，手里拿着刚算的账本：“这个月亏损15万，再这样下去，只能把厂房抵押了。”
李建国没说话，掏出烟，却发现打火机没气了。他想起半年前，为了跟林晟的地级市项目，他贷了100万扩产能，现在项目没赚到钱，建材又涨价，只能裁掉10个工人，缩减产能，可就算这样，每月还是要亏几万。“先把厂房租出去，”李建国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们开个零售店，做回老本行，稳一点。”
妻子点点头，眼里的担忧少了些——她早就劝过李建国“别跟林晟绑太紧”，现在虽然亏了，但至少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而在婷好房产的新店里，暖黄色的灯光亮得很，墙上的“诚信经营”匾额擦得锃亮，旁边挂着新员工的合影，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周婷坐在桌前，手里翻着“地级市分店开业计划”，旁边是客户送的感谢信，有手写的，有打印的，贴了满满一墙。
“周姐，刚才有个客户打电话，说想在市里买保障房，问我们能不能帮忙推荐，”员工小李跑进来，手里拿着客户资料，“他说之前在别的中介被骗过，听朋友说我们靠谱，特意找过来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