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的腊月，黑龙江畔的一个小村子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节。村里的老萨满乌云其其格在炕上辗转反侧，三天前就开始做同一个梦：冰封的江面上裂开一只巨眼，瞳孔里冻着无数张扭曲的人脸。
“要出大事了，”她对我爷爷说，老哥“江底的怨气要冒出来了。”
我爷爷当时是村里的支书，读过几年书，不信这些。他裹紧棉袄，踩着齐膝的雪去江边巡查，回来时却脸色发青，悄悄对我说：“江心确实有道新裂的冰缝，形状邪门得很。”
那年我十八，刚考上哈尔滨的大学，是村里为数不多将走出去的后生。爷爷本盼着我开春就去上学，谁知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王屠户家的二小子打渔回来，经过江心冰缝，说是看见底下有什么东西闪光，凑近一瞧，就再没回来。
等人找到时，他已成了一具冰雕，立在冰缝边上，眼睛还圆睁着，面上凝着极致的恐惧。奇怪的是，他身上没半点冰雪，却从内到外冻透了，敲上去铮铮作响。
更邪门的是，冰缝一日日扩大，渐渐显出一个清晰的轮廓——那真真是一只巨大的眼睛，瞳孔深处隐约有暗红色的纹路蔓延。
“不能再看那眼睛了！”老萨满挨家挨户地警告，“那是‘冰渊绽瞳’，怨气所化，看一眼，魂就被吸走了。”
村里接连又冻死了两个好奇去看的年轻人。乡里派了工作组下来，说是特殊气候现象，拉了警戒线，但没人敢靠近看守——守夜的警察第二天早上也被冻成了冰雕，手里还攥着没来得及开枪的五四式手枪。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
我爷爷被迫组织人手调查。他在村委会的旧档案室里翻找了三日，终于在一本泛黄的书中找到了线索。书中记载，1938年冬，日寇曾在老金沟上游设立“耐寒实验场”，将数百名抗联战士和抓来的劳工浸入冰水，测试人体极限。死者无数，血泪浸透了江岸。
书上用朱笔批注：“怨凝为瞳，瞳现则寒极，唯以烈酒千坛填之，酒气蒸腾可化怨解冻。”
爷爷盯着那行字，手指颤抖。批注的笔迹他认得——是他父亲，我的曾祖父留下的。
曾祖父是当年那场灾难的亲历者，从未对家人提起。爷爷这才想起，曾祖父临终前塞给他一张发黄的地图，嘟囔着“酒……藏酒……”，便咽了气。爷爷一直当那是老人家的糊涂话。
我们翻箱倒柜，终于从梁上的木匣里找出那张地图。上面标着老金沟后山一处隐秘地点，旁注：“昭和十三年封藏”。
爷爷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共十人，包括我和乌云其其格。我们瞒着乡里，深夜出发。后山的雪更深，风刮在脸上像刀割。老萨满摇着萨满鼓，吟唱着古老的祈福调，声音在风雪中断断续续。
地图标注的地点是一处被积雪掩埋的半塌矿洞。洞口有日文标识，虽锈蚀不堪，仍能辨认出“军事禁区”的字样。洞内阴冷刺骨，比外面还冷上十分。我们打着火把深入，在洞底发现了数十个巨大的橡木桶，上面印着“酒精”和日文标识。
还有更骇人的——木桶围成的圈子中央，竟坐着几具被冻住的尸骸，身上穿着破烂的劳工服，保持着蜷缩的姿势。
“这是我父亲藏的，”爷爷哽咽道，“他们当年偷偷藏下这些酒精，本想用来对付鬼子，可惜没等到机会……”
老萨满触摸着那些冰封的尸骸，闭目片刻，泪结成冰：“他们的魂还在，怨气化成了那只瞳。我们必须送他们回家。”
如何将千坛烈酒填入不断喷涌寒气的冰瞳，成了难题。第一个尝试用绳索吊着酒坛往下放的村民，连人带绳被瞬间冻僵。我们用尽了办法，甚至尝试用雪橇远距离倾倒，但酒液还没接近冰瞳就冻成了冰柱。
时间不等人，冰瞳仍在扩大，寒意已蔓延到村里，井口冻住了，烟囱冒出的烟没多高就结成冰霜落下。
老萨满把我爷爷拉到一边，低声说：“老伙计，寻常法子不行了。这瞳认得仇恨，得用血亲的血暖了酒，再由血亲送入瞳心。老哥当年留下了因，得由他的子孙来了果。但去的人，恐怕……”
爷爷猛地看向我，眼神复杂。我是家唯一的根苗了。
“我去。”我没等爷爷开口。我知道，这是我必须承担的宿命。那些冻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都是替我曾祖父还债。
“不行！”爷爷低吼，“咱家就你一个大学生！”
“正因为我是大学生，我才更该去。”我看着爷爷的眼睛，“书上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谓勇。知其可为而不为，是谓耻。我不能让曾祖父和那些劳工白死，不能让村子再死人了。”
老萨满为我们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她用银刀划破我的掌心，让血滴入一碗烈酒中，血丝在酒中蜿蜒，如同冰瞳里的纹路。爷爷颤抖着也划破手掌，将血滴入。
“父子精血，引路归乡。”她喃喃道。
我们制定了最后的计划。由我驾驶村里唯一的履带式拖拉机，拖着装满酒桶的雪橇冲向南瞳。爷爷和其他人用所有能找到的铁板、棉被，甚至家家户户搬来的烧红的炭盆，在冰面上尽可能为我铺一条“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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