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十一月七号，立冬。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是我闺女小梅的生日，我答应她早点回去带她吃老边饺子。下午四点，天色已经暗得像是扣了口黑锅。我们民兵连第三小队八个人，刚交接班准备离开，连长王国富却急匆匆赶来，棉帽上还挂着白霜。
“西三段新挖的巷道有点问题，支护架昨晚响了半宿，二队的人说听见里头有动静。”王连长搓着手说，哈气在他面前形成一团白雾，“三队再下去检查一遍，确保安全才能交接。”
队伍里有人小声抱怨，老张头掏出怀表看了眼：“连长，这都到点了，我老娘还病着呢。”
“就一会儿，检查完直接下班，每人多记两个工分。”王连长说完，又压低声音，“二队的人说里头邪性，你们多当心。”
我们第三小队的队长是李卫国，四十出头的老钳工，也是我们厂里最有经验的老民兵。他不多话，只是点点头，检查了下背着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率先走向防空洞入口。
那洞口黑黢黢的，像一张饥饿的大嘴。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夹杂着某种铁锈的味道。我紧了紧棉袄领口，跟在队伍最后面。
我叫陈建设，二十五岁，进厂六年，当民兵四年。家里有老婆和六岁的闺女，平日里最不信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我媳妇常说我，“你这人，只信眼前能摸得着的东西”。
防空洞主通道宽敞得能并排开两辆解放卡车，顶上挂着几盏昏黄的电灯，越往深处走，灯光越稀疏。到了新开挖的西三段，电灯全没了，只有我们手中的三把手电筒和两盏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
新挖的巷道狭窄低矮，得弯腰才能通过。支护的木头架子不时发出“吱呀”声，听得人心慌。墙壁上湿漉漉的，渗出水珠，在手电光下像无数只眼睛反着光。
“这他妈什么味儿啊？”走在中间的赵小军突然说。他是我们队里最年轻的，刚满十九岁。
大家都闻到了——一股浓重的土腥气混着铁锈味，越往里走越浓，到最后简直像有人把生锈的铁片塞进你鼻孔里。
“闭嘴，留神脚下。”李队长头也不回，声音低沉。
巷道越来越深，空气也越来越稀薄。我感觉胸口发闷，耳边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呼吸声。
突然，走在前面的老张头停了下来，手里的煤油灯微微发抖。
“国富，你看那墙...”老张头的声音变了调。
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右手边的土墙上，一大片水渍正在慢慢扩大，那水渍的颜色暗红，像稀释的血。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水渍中间，渐渐显现出几个扭曲的人形影子，仿佛有人被活活砌进了墙里，正在挣扎着要出来。
“是...是光影效果吧？”我说，但声音自己听着都虚。
手电光晃动间，墙上那些人形似乎也在动，扭曲、伸展，像溺水者伸手求救。有个特别瘦小的影子，看起来像个孩子。
“操！”赵小军骂了一声，往后退了两步，差点摔倒。
李队长举起手电，仔细照看那片墙壁，他的侧脸在光影中显得格外严峻：“别慌，可能是地下水反上来的矿物质。”
但他声音里的不确定，谁都听得出来。
就在这时，对讲机突然发出刺耳的杂音。那是我们队里唯一一部老式对讲机，由李队长保管。
“...救命...苦しい...”对讲机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夹杂着静电噪音。
大家都愣住了。那声音苍老、痛苦，语调古怪，不像我们平时听惯的东北口音，倒像是...
“日语？”老张头低声说，“这是日本话！”
对讲机又响了：“...助けて...孩子...たすけて...”
赵小军已经面无人色：“队、队长，咱们快出去吧！”
我本来也怕，但看小军那样子，反倒镇定了几分：“慌什么，可能是信号干扰。”
李队长眉头紧锁，盯着对讲机，又看看墙上那些扭曲的影子。他忽然转向老张头：“老张，你记不记得，这地方战前是干啥的？”
老张头是厂里的老人，建厂时就在了。他眯起眼睛，脸色突然变得惨白：“日伪时期...这儿是...刑场。小鬼子在这儿杀过不少人，听说有不少抗联的...还有平民...”
他话音未落，对讲机又响起来，这次是一阵凄厉的惨叫，接着是模糊的哭泣声。
“走！全体撤离！”李队长果断下令。
我们几乎是跑着往外冲。巷道似乎比进来时长了数倍，手电光在黑暗中疯狂晃动，墙上的影子越来越多，仿佛有无形的手从土里伸出来，要抓住我们的脚踝。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巨响和赵小军的尖叫。我回头一看，一段支护架塌了，小军的腿被木头压住了。
“救我！建设哥！救我！”小军惊恐地叫着。
我和李队长立即返回，老张头和其他人也跟着过来。我们合力抬起那根木头，我把小军拉出来，他脸上全是泪水和泥土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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