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吓得几乎忘了词，但奇怪的是，嘴巴却自动唱了下去，声音比平时更加洪亮悲壮。我瞥了一眼台下，福山叔和小芳他们都睁大了眼睛，显然也看到了什么。
彩排结束后，谁都没提这事。那个年代，有些事只能看破不说破。
正式汇演那天，公社领导全来了，台下坐满了人。演出出奇地成功，当我唱到“雄心壮志冲云天”时，感觉背后那股力量前所未有地强大，仿佛不是我在表演，而是通过我，另一个生命在舞台上重生。
演出结束，掌声雷动。鞠躬谢幕时，我恍惚看见舞台一侧，那个铁路工人的身影对我微微点头，然后渐渐消散。
从那以后，排练时背后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
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样板戏渐渐不再流行。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离开家乡前，特地到已经破败的村礼堂看了看。
在后台那面老镜子前，我驻足良久。福山叔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
“陈铁柱的冤屈洗清了。”福山叔突然说，“上个月县里来了人，正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他当年护送的情报，挽救了一支抗联队伍。”
我望着镜中自己已成熟许多的面容，忽然明白，那年的经历不是简单的鬼故事，而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借着一出戏、一个少年的身体，完成了它的回归与正名。
“他为什么选择我？”我终于问出这个困扰我十年的问题。
福山叔笑了笑：“因为你爷爷和陈铁柱是表兄弟，你长得有几分像他年轻时候。”
这一瞬间，一切都有了答案。血液中的联结，比任何外在的联系都要牢固。
多年以后，我已成为一名历史教师。在课堂上讲到东北抗联的历史时，我总会提起这段经历——当然，说是“民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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