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张景明向来正派，他看出陈家旺的能力远达不到书记的要求，便没应下这个请求，事后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能力考量。
没成想，这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陈家旺耳朵里。他没反思自己能力不足，反倒把张景明记恨上了，认定是张景明故意从中作梗，挡了自己的晋升路。
后来“文革”爆发，混乱中陈家旺钻了空子，一朝翻身成了公社革委会主任，手里总算握了实权。
他没忘了当年那点“仇”，刚掌权就主动向县革委会申请，要求把张景明下放到杨集公社劳动，以便于迫害。显然，他是要借着这股混乱的风气，把过去积压的不满和怨气，全撒在张景明身上。
母亲早被家里的糟心事磨得没了精神，连说话都有气无力，哪还能再承受她的委屈？
弟弟虽说和她岁数差不太多，却总在县城里闲逛。她怕弟弟走了歪路，劝过好多次让他回生产队务农，可弟弟根本不听，依旧天天在外游荡。
之前陈青来看她时，问起过弟弟的情况，她随口提了句“弟弟没工作，家里正担心他在外学坏”。那时她只当是老同学闲聊，没成想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陈青竟借着这个由头，把她骗去了公社，才有了晚上被陈家旺欺负的糟心事。
思来想去，张大妮终究没把今晚的事说出口。她躲进自己那间小破屋，捂紧被子，眼泪无声地浸湿了枕巾，把所有的委屈、后怕，都一口口咽进了肚子里。
张大妮几乎一夜没合眼。满脑子都是那些糟心事儿，翻来覆去直到天快亮，也没沾着多少睡意。
可第二天，她还得照常去生产队上工。
好在眼下队里没什么重活，尽是些细碎的杂活——比如给油菜垄头盖层草，防着夜里的霜气打坏菜苗；又比如拔地里的棉花杆，棉花早收完了，光秃秃的杆子留在田里碍事儿，得一根根清出去。
张大妮手里干着活，心思却还缠在昨天的糟心事上，动作难免有些心不在焉。
这时，生产队长杨怀邦走了过来，语气带着不满：“张大妮，你这干活怎么魂不守舍的？你们这些知识青年，来这儿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上得好好改造！”
他顿了顿，又接着说：“你看，公社刚才来俩人，捎了陈家旺主任的话，让你晚上去他办公室填份表格。”
张大妮心里门儿清，知道陈家旺没安什么好心，便故意问道：“为啥现在不能填？非得等到晚上？”
“陈主任安排的工作，咱们哪能随便问？他这会儿肯定忙着呢，才让你晚上去。”杨怀邦在旁边絮絮叨叨，没个停。
张大妮没好气地应了句：“行，我知道了。”
“你可千万别忘了！”杨怀邦又叮嘱一句，见她语气不耐烦，更是皱起眉，“你看你这态度，对陈主任布置的事还不耐烦，看来是得再好好教育教育！”说罢，才絮絮叨叨地走了。
到了晚上，张大妮把房门栓得紧紧的，那架势，跟防贼似的。可偏偏怕啥来啥，没过一会儿，门外就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伴随着一声高喊：“张大妮，快开门！陈主任让你现在去公社填表格！”
“我有啥表格可填？该填的早就填完了！”张大妮在屋里没好气地喊，语气里满是抵触。
“陈主任让你现在去填，你就必须去！”门外来人的声音语气强硬，容不得半分反驳。
“为啥白天不叫填，偏偏这会儿急着要填？”张大妮追问，心里的火气越烧越旺。
“我们哪知道这么多！”外面的声音透着不耐烦，还带着几分威慑，“陈主任可是咱们杨集公社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话你就得当圣旨听！”
“凭啥当圣旨听？”张大妮忍不住冷笑，“他不是共产党干部吗？不是人民公仆吗？怎么倒像个官老爷似的，想着压着我们这些人？”
“你这思想太成问题了！”门外立刻传来斥责声，“就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才更该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今天要是不去，事情可就大了，现在必须跟我们走！”
“我凭啥跟你们走？”张大妮寸步不让，“白天的劳动任务我早就完成了，现在是我休息的时间！”
话音刚落，门外的敲门声突然变得更急，“咚咚咚”的声响震得门板发颤：“快开门！你要是再犟着不去，明天我们将对你不客气！”
隔壁屋里，正在疗伤的张景明听见这话，再也按捺不住，强撑着身子走出来，对着门外怒喝：“大晚上的你们凭啥来打扰她？赶紧给我滚！”
“你竟敢对我们革命小将说这种话？”门外的人又惊又气，“好，我记住你了！这就跟陈主任汇报去，看我们明天怎么收拾你！你等着！”
话虽硬气，却没再敢多纠缠，没多久，脚步声便渐渐远去，显然是灰溜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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