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12日清晨，川南泸州合江县的雾浓得能攥出水来。蜀地特有的湿寒裹着稻田的腥气，漫过李秀兰家的竹篱笆——篱笆上还挂着去年耀明出川时编的竹篮，竹条已经泛了黄，却还透着新鲜的竹香。院坝里的青石板上，晒着半篮刚挖的红苕，沾着的泥还没干；旁边摆着架老旧的纺车，锭子上绕着半截没纺完的棉纱，是昨夜秀兰纺到半夜的活计。
她正坐在纺车旁缝棉衣，藏青色的粗布是用自家纺的棉纱织的，颜色不均，却洗得发白；里子絮的棉花是攒了半年的新棉，她一点点撕松，铺得匀匀的，针脚密得像稻田里的秧苗，每缝几针就用牙咬断棉线——手上的顶针是耀明送的定情物，铜制的，磨得发亮，套在中指上正好。这是给耀明缝的第三件棉衣了，前两件寄去徐州，只收到过一封皱巴巴的回信，字歪歪扭扭，是他在战壕里就着雪光写的：“棉衣暖，苏北的寒冻不透，你和娃们别牵挂。”
“秀兰嫂子！乡邮所的王同志来了！还有保长和军爷！”村头的二娃子扯着嗓子喊，声音撞在雾里，散成细碎的回音，惊飞了院坝里啄食的麻雀。李秀兰手里的针“噌”地扎进指尖，血珠滴在棉衣的领口上，像颗小小的红痣。她赶紧用嘴吮了吮，把顶针往围裙兜里一塞，小跑着往村口迎——自去年冬月耀明跟着川军出川，她就盼着每一次乡邮员来，哪怕只是一张纸片、一句口信，也是定心丸。
村口的老黄桷树下，雾气更浓了。乡邮员王同志背着磨破边角的绿色邮包，保长手里攥着个铁皮哨子，旁边站着个穿灰军装的同志，军装上的补丁摞着补丁，臂章上“军委会抚恤司”五个字却格外清晰。看到李秀兰跑过来，三人都没说话，王同志把邮包往怀里紧了紧。穿军装的同志先蹲下身，目光落在李秀兰沾着棉絮的手上，声音轻得像怕惊散雾：“您是张耀明同志的家属李秀兰同志吧？这是军委会的抚恤金和抚恤通知，还有……张团长的遗物。”
“团长？”李秀兰的脚像钉在地上，手里的布片滑落在地。她记得耀明走的时候，背着土制炸药包，穿着露脚趾的草鞋，说自己只是川军的连长，“俺就是个带兵的，能多杀几个鬼子就够了”。怎么会是团长？穿军装的同志捡起布片，指腹摸过细密的针脚，眼眶先红了：“张耀明同志在徐州许家洼战役中，升任独立师临时加强团团长，率部炸毁了日军第5重炮旅团全部24门重炮，他……壮烈殉国了。”
“殉国”两个字像块烧红的铁，烫进李秀兰的心里。她晃了晃，扶住身后的黄桷树，树皮的裂纹硌得手心发疼，却没哭，只是颤着声问：“他……走的时候，是不是很疼？有没有……念叨俺和娃？”
穿军装的同志从邮包里掏出个铁皮盒，盒盖已经变形，边缘沾着焦黑的痕迹——是炸炮时崩的。他打开盒子，一股硝烟味混着淡淡的血味飘出来：里面是张被血熏得模糊的全家福，照片上她抱着小儿子，大儿子拽着耀明的衣角，耀明的笑脸被血晕成了淡红色；最底下压着张皱巴巴的纸，是耀明用刺刀尖在烟盒纸上写的，字迹被血浸得发暗，却能看清：“秀兰，娃们要好好读书，长大了别忘打鬼子，守好咱们的红苕地。俺守国土，你守家，一样的。”
李秀兰的手指拂过照片上耀明的脸，泪水终于掉下来，砸在铁皮盒里，发出“嗒嗒”的响，混着雾水，晕开纸上的血痕。她想起耀明出川那天，天还没亮，他蹲在院坝里帮她捆红苕苗，说“等打跑鬼子，俺就回来跟你种红苕，给娃盖间有窗的新瓦房，让娃在屋里读书，不用风吹日晒”。现在红苕苗已经栽进地里，绿油油的，新瓦房却再也等不到主人了。
“乡公所的矿石收音机响了！说许家洼大捷了！”村里的春桃嫂跑过来，手里攥着个粗布帕子，脸上又哭又笑，“俺家柱子也在徐州，广播里说，就是张团长他们炸了鬼子的炮，柱子他们能少挨炮弹了！”
乡公所就在村头，那是村里唯一一台矿石收音机，还是去年捐给抗敌后援会的。此刻乡亲们都围在那里，有人搬了长凳，有人站在石头上，收音机里的电流声“滋滋”响，却清晰地传出汉口记者招待会的声音：“……张耀明团长率部以1200人对抗日军精锐炮兵，全团仅56人突围，无一人投降！军政部追赠张耀明为陆军少将，授予‘铁血攻坚团’称号……”
李秀兰站起身，把铁皮盒紧紧抱在怀里，走到乡公所门口。收音机里还在念：“……日军第5重炮旅团被摧毁，武汉左翼防线得以巩固，全国军民同庆此捷……”她望着围在收音机旁的乡亲们，有送儿子出川的张大爷，有丈夫在前线的春桃嫂，还有抱着娃的年轻媳妇，大家的脸上都挂着泪，却笑着鼓掌，掌声撞在雾里，格外响亮。
春桃嫂走过来，把自己缝了一半的棉衣递过来：“秀兰，这棉衣你别嫌弃，俺家柱子也在徐州，让他穿着你缝的手艺，多杀鬼子，替耀明兄弟报仇！”张大爷拄着拐杖，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二十块银元：“这是俺攒的，给娃们读书用，耀明是咱合江的骄傲，娃们得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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