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不是不知道损耗。”苏临洲忽然叹了口气，将一方砚台推到沈砚之面前，“他在《便宜十六策》里写过‘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可为什么还要连年北伐？”
砚台是端溪老坑石，上面雕刻着锦江春色图。沈砚之认出这是先太子的旧物，去年太子被废时，宫中抄没的物品里，就有这方砚台。他忽然明白，苏临洲屡次找自己，或许不只是为了探讨历史，更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一个关于理想与现实，关于坚持与放弃的答案。
“因为他别无选择。”沈砚之拿起案上的狼毫笔，饱蘸浓墨，在宣纸上写下“汉贼不两立”五个字。笔尖划破纸面的声音，像极了当年子午谷栈道断裂时的巨响。
苏临洲看着那五个字，忽然笑了，笑得眼角泛起水光：“先生还记得吗？景耀六年，魏军兵临城下时，光禄大夫谯周力主投降。当时朝堂上，赞成抵抗的只有两个人。”
沈砚之当然记得。那天成都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他站在太极殿的丹墀下，看着谯周跪在地上，一条条陈述投降的理由，而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反驳。唯有年老的太常张峻，用拐杖拄着地面，一遍遍地说“先帝创业未半”，直到被侍卫拖出殿外。
“谯周说，蜀地百姓早已不堪重负。”苏临洲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说，自丞相以来，大小北伐十二次，耗损甲士十万，粮草无数。如果再打下去，恐怕要‘民皆菜色，野有饿殍’。”
沈砚之放下笔，墨滴在宣纸上晕开，像一朵迅速绽放的墨花。他想起自己年少时，曾在绵竹关见过诸葛亮的北伐军，那些年轻的士兵背着简陋的行囊，却个个眼神明亮，嘴里唱着“汉祚永延”的歌谣。可到了景耀年间，他在汉中见到的士兵，大多面黄肌瘦，眼神里只剩下麻木。
“苏大人可知，建兴五年，丞相第一次北伐前，曾在南郑召开军事会议。”沈砚之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当时魏延提出子午谷奇谋，说要带五千精兵，直取长安。丞相否决了，说‘此计悬危，不如安从坦道’。”
苏临洲点头：“史书上有记载。”
“可很少有人知道，”沈砚之的目光飘向窗外，仿佛穿透了层层叠叠的时光，“那次会议后，丞相单独召见了魏延。他说，不是不想冒险，而是不能冒险。因为蜀汉输不起。”
风吹过藏经阁的飞檐，铜铃又开始轻响。沈砚之想起自己在史馆任职时，曾见过一份姜维的北伐奏书，上面写着“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那时他总觉得，这位大将军太过急功近利，直到后来在沓中见到那些被废弃的营垒，才明白那份奏疏背后的无奈。
“先生，”苏临洲忽然站起身，袍角扫过案几，带落了那卷建兴十三年的屯田账册，“您说，蜀汉的灭亡，到底是因为连年北伐耗尽了国力，还是因为从一开始，就不该以一隅之地，对抗整个中原？”
竹简散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碰撞声。沈砚之弯腰去捡，手指触到冰凉的竹片时，忽然想起建兴十二年的秋天，自己作为太子舍人，曾奉命到五丈原劳军。那时丞相躺在病榻上，已经不能说话，只是指着窗外的麦田，眼里流露出无限的眷恋。
“苏大人，”沈砚之将捡起的竹简重新捆好，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你看这秦岭的山脉，从东到西绵延八百里，把蜀地和中原隔开。可正是这道天险，既保护了蜀汉，也困住了蜀汉。”
苏临洲没有说话，只是拿起那卷《后出师表》的初稿，对着阳光仔细端详。帛书的边缘已经发脆，那些被涂改的字迹在光线下若隐若现，像极了历史深处那些模糊不清的真相。
“先生，”他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奇异的坚定，“我想写一本书，探究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不只是军事，不只是政治，而是从土地、人口、粮草，从那些最根本的东西里，找出真正的答案。”
沈砚之看着他年轻的脸庞，忽然想起二十年前，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志向。那时他想写一部《续汉书》，记录下蜀汉的兴衰荣辱，可如今，那些手稿早已在流放途中遗失，只剩下零星的记忆，像散落在地上的竹简。
“好。”沈砚之缓缓点头，拿起案上的狼毫笔，在宣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陪你一起写。”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藏经阁外的走廊上，一只蜗牛正慢吞吞地爬过青石板，留下一道银白色的痕迹，像极了历史的轨迹——缓慢，却从未停歇。
苏临洲忽然笑了，他将那些帛书小心翼翼地放回樟木箱子，然后从怀里取出一本薄薄的册子：“这是我整理的《蜀汉户籍考》，先生先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
沈砚之接过册子，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页，忽然觉得眼眶有些发热。他想起年轻时读过的一句话：“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真正置身于历史的洪流中，才明白所谓的兴替，从来都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