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阁的晨露还挂在窗棂上时，沈砚之已将那卷《蜀汉户籍考》翻到了第三遍。案几上的油灯燃尽了最后一寸灯芯，留下半盏焦黑的灯油，像极了他昨夜反复琢磨的那组数字——章武元年的户二十万与景耀年间的户二十八万，中间隔着四十三年的光阴，却只长出八万片屋檐。
“先生在看什么？”苏临洲踏着露水进来时，怀里抱着个沉甸甸的木箱，木轮碾过青石板的声响惊飞了檐下的麻雀。他将箱子放在案上，铜锁“咔嗒”一声弹开，露出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木牍，每片牍上都用红绳系着枚小竹牌，牌上刻着地名。
“巴西郡的户籍残片。”沈砚之指着最上面一片木牍，“章武三年的，上面记着阆中县一户人家：户主张阿大，年三十，妻刘氏，年二十五，子狗儿，年三。到了建兴七年，同一户的记录变成‘张阿大，年三十六，妻亡，子狗儿，年九，女阿秀，年一’。”
苏临洲俯身细看，木牍边缘已被虫蛀得坑坑洼洼，“妻亡”二字的墨迹比其他字深些，像是刻上去的。他忽然想起去年在南中见到的那些傩戏面具，青面獠牙的背后，藏着多少说不清的生离死别。
“建兴六年，丞相第一次北伐，阆中是征兵重地。”沈砚之的指尖划过“张阿大”三个字，“那年冬天，街亭兵败，退兵时阆中输送的粮草在路上被魏军劫了，押运的民夫折损过半。”
木牍上没有写刘氏的死因，可沈砚之记得《三国志·后主传》里那句“冬，亮还成都，民有饥色”。他年轻时在广汉见过流民啃树皮，树皮的涩味沾在舌尖，像极了史书里那些轻飘飘的字句。
“先生在看这个。”苏临洲从箱底翻出一叠泛黄的纸卷，上面是用麻纸拓印的碑刻，“这是去年在武都郡的旧城下挖出来的《劝农碑》，建兴五年立的，上面记着‘每丁授田二十亩，岁缴粟三石’。”
沈砚之展开拓片，诸葛亮的笔迹依旧苍劲，却在“二十亩”旁有处极浅的刻痕，像是后来被人用刀刮过。他忽然想起自己任广汉太守时，曾丈量过当地的农田，最好的上等田亩产不过三石，中等田两石，下等田甚至不足一石。
“二十亩田，缴三石粟。”沈砚之的喉结动了动，“若是遇上灾年，怕是连种子都留不下。”
苏临洲忽然从袖中取出个小布包，解开时滚出几枚锈迹斑斑的五铢钱。钱边缘的轮廓已经磨平，上面的“五铢”二字模糊得几乎看不见：“这是从建兴年间的墓葬里挖出来的。先生可知，章武元年，蜀地一枚五铢钱能买半斗米，到了延熙年间，要十枚才能买一斗。”
铜钱落在案上的声响很轻，却像重锤敲在沈砚之心上。他想起延熙十年的冬天，成都米价飞涨，百姓拿着成串的铜钱排队买米，队伍从粮仓一直排到城墙根，有人排了三天三夜，最后只换到一把糠麸。
“丞相在《诫子书》里写‘俭以养德’，可朝廷的开销却一年比一年大。”苏临洲拿起一枚五铢钱，对着晨光细看，“建兴年间，每年北伐的军费要耗去国库的七成，剩下的三成要养官吏、修宫殿，能分到百姓头上的，怕是连一成都不到。”
沈砚之没有说话，只是将那片“张阿大”的户籍木牍轻轻放回箱中。他想起建兴九年，自己作为史官随丞相出征，在祁山营中见过士兵的口粮——不过是些掺着沙子的糙米，可每个士兵都吃得格外珍惜，仿佛那是世间最好的美味。
“先生还记得陈寿吗？”苏临洲忽然问。
沈砚之点头。那位《三国志》的作者，年轻时曾在姜维军中做过主簿，后来因为直言进谏被罢官。他写的《诸葛亮传》，字字都带着敬意，却也在评语里写了“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陈寿的父亲曾是马谡的参军，街亭兵败后被处以髡刑。”苏临洲的声音低了些，“可他在《三国志》里，还是把诸葛亮写得如日月般光明。先生说，这是为什么？”
沈砚之望向窗外，藏经阁外的老槐树不知何时抽出了新芽，嫩绿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晃。他想起成都武侯祠的香火，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总有人带着酒肉去祭拜，仿佛那位逝去的丞相，还在护佑着这片土地。
“因为他知道，”沈砚之缓缓开口，“诸葛亮的北伐，从来都不只是为了开疆拓土。”
苏临洲愣住了。
“章武三年，先主在白帝城托孤时，蜀地刚经历夷陵大败，损兵折将，国库空虚。”沈砚之拿起案上的狼毫笔，在纸上画出蜀地的地图，“北有曹魏，东有孙吴，南有蛮族，蜀汉就像惊涛骇浪里的一叶扁舟，稍不留意就会倾覆。”
笔尖在“南中”二字上顿了顿：“丞相执政后，先平南中，再练新军，然后才敢北伐。他不是不知道耗损，只是如果不北伐，曹魏就会有足够的时间休养生息，等他们兵强马壮了，蜀汉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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