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陵江的水汽漫进阆中城时，沈砚之正站在县尉府的档案室里，看着满墙悬挂的户籍木牍发怔。这些用楠木制成的牍片被烟火熏得发黑，边缘却被摩挲得光滑，像无数双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静静注视着来人。
“沈先生，苏大人，这边请。”县尉赵承宗佝偻着身子在前头引路，他腰间的铜印随着脚步叮当作响，与木牍上虫蛀的空洞形成奇妙的共鸣。“建兴年间的户籍都在最里头的架子上，前几年遭过白蚁，好多字都看不清了。”
苏临洲伸手扶住晃动的木架，指尖触到一片凹陷的刻痕——是“阆中县”三个字，笔锋被岁月磨得圆钝，倒像是当地人常说的“嘉陵江的石头，越冲越滑”。他想起出发前沈砚之说的话：“户籍是朝廷的经脉，可这经脉里流的，是百姓的血。”
档案室尽头的角落里，果然堆着半箱残破的木牍。沈砚之蹲下身，从箱底翻出一片长约尺许的牍片，上面用朱砂画着三道斜杠，墨迹深黑如铁：“这是‘丁口注销’的标记。”他用指甲轻轻刮过刻痕，“朱砂混了松烟，是建兴六年的规制。”
苏临洲凑近去看，木牍右侧刻着“张狗儿”三个字，旁边注着“年九，从军”。他忽然想起藏经阁里那片写着“子狗儿，年三”的户籍，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不过六年，那个在阆中田埂上追蝴蝶的孩子，就成了军册上的一个名字。
“建兴六年冬，街亭兵败后，丞相在南郑补充兵员，阆中一次性征了三千丁。”赵承宗捧着茶碗的手在发抖，粗瓷碗沿的缺口磕得他掌心发红，“我爹那时是里正，说送兵那天，嘉陵江的渡口飘着百十个纸人，都是娘老子给娃烧的。”
沈砚之将木牍放回箱中，指尖沾了些暗红色的粉末。他想起《三国志·诸葛亮传》里“冬，亮还成都，募兵充武备”的记载，原来那轻飘飘的九个字背后，是三千个被撕碎的家庭。
“赵县尉，建兴年间的军户册子还在吗？”苏临洲的声音有些发紧。
赵承宗领着他们穿过一道月亮门，来到后院的粮仓。粮仓角落堆着几捆发霉的竹简，上面爬满了绿色的霉斑：“都在这儿了。去年修城墙时从土里挖出来的，县太爷说没用，就让扔这儿了。”
沈砚之解开捆竹简的麻绳，一股混杂着霉味和土腥的气息扑面而来。最上面一卷竹简上，“建兴七年，阆中军户”的字样依稀可辨，下面密密麻麻记着姓名，每个名字旁都画着或圆或方的记号。
“圆的是战死，方的是失踪。”沈砚之指着一个画着圆框的名字，“王二牛，建兴七年死于陈仓。”他又翻到后面，“李铁柱，建兴九年失踪于祁山。”
苏临洲数了数，短短三年，阆中籍的士兵战死三百二十四人，失踪一百七十五人。而这些数字，在《三国志》里只化作一句“亮复出祁山，粮尽退军，与魏将张合战，射杀合”。
“失踪的，大多是掉进祁山的栈道缝隙里了。”赵承宗蹲在地上，用树枝在泥地上画着栈道的样子，“我表哥当年就在姜维手下当差，说祁山的栈道窄得只能过一个人，底下是万丈深渊，掉下去连尸首都找不着。”
沈砚之忽然想起建兴十二年，自己在五丈原见到的那些伤兵。他们的断腿用粗麻布裹着，伤口化脓生蛆，却还在念叨着“要打回长安去”。那时他以为是军纪严明，如今才明白，或许是他们早已无家可归。
“赵县尉，张阿大那户人家，后来还有记录吗？”苏临洲问。
赵承宗想了想，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里面是几片用棉纸裱糊过的木牍：“这是我私下留的，景耀元年的。张阿大已经死了，女儿阿秀嫁了个铁匠，儿子狗儿……”他顿了顿，“景耀五年，在沓中战死了。”
木牍上“狗儿”两个字被人用刀刻了又刻，边缘的木刺像竖起的寒毛。苏临洲忽然想起藏经阁里那片章武三年的户籍，上面“子狗儿，年三”的字迹还带着稚气，仿佛能看见那个扎着棕角的孩子，正踮着脚够父亲手里的锄头。
“他有后代吗？”沈砚之问。
“有个儿子，叫张小宝，今年七岁。”赵承宗叹了口气，“去年魏军入蜀时，跟着娘逃难去了南中，不知死活。”
粮仓外的阳光斜斜照进来，在竹简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沈砚之忽然发现，这些冰冷的木牍上，其实刻着一条血脉的轨迹——从张阿大到张狗儿，再到张小宝，三代人的命运，都系在蜀汉这架战车上，最终碾落成泥。
“苏大人，你看这军户册上的籍贯。”沈砚之指着竹简上的地名，“建兴六年的士兵，七成是阆中本地的；到了延熙年间，三成是南中迁来的流民，两成是从江州调过来的罪犯。”
苏临洲猛地抬头：“这说明什么？”
“说明本土的丁口已经快耗尽了。”沈砚之的声音很沉，“蜀汉四十年，北伐十二次，每次征兵都像从地里刨红薯，先刨熟土，再刨生土，最后连石头都刨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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