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的一个雪夜，南京国子监的藏书楼里，钱谦益正对着一盏孤灯校勘古籍。案上摊着的是从内府借来的《蜀书》全本——比当年王羲之见过的残卷更完整，据说是明初从敦煌藏经洞复刻的。他指尖划过“沈砚之”的名字，忽然想起幼年时在苏州老宅见过的一幅画，画中锦官城外竹林萧瑟，一个老者倒在血泊里，手里紧紧攥着书卷，题跋是“汉魂”二字。
“牧斋，还在看这些陈腐旧史？”黄宗羲掀帘而入，身上带着雪的寒气。他刚从江南学社回来，袖中还揣着复社成员讨论《明史》编纂的草稿，“修史的诸公都说，蜀汉灭亡，根在‘偏安一隅而无远谋’，你倒总盯着这些无关紧要的人。”
钱谦益笑了笑，将沈砚之护书那段指给他看：“你看这里，魏兵刀架在脖子上，他还在想‘书里藏着蜀地的骨头’。这骨头，不就是远谋吗？”他翻到苏珩传抄的部分，“一个十二岁的少年，背着书卷在风雪里走，这难道不是比‘远谋’更实在的东西？”
黄宗羲俯身细读，忽然指着“江油守将马邈”的记载问：“此人降魏，历来被骂作懦夫，可沈砚之却记他‘夜哭三声，次日开城’，还附了家书里‘恐屠戮百姓’的话。你说，这算徇私吗？”
“算，也不算。”钱谦益取过一旁的《三国志》，陈寿写马邈只用了“江油城破，邈降”六字。“陈承祚是良史，记的是事；沈砚之是蜀人，记的是心。”他望着窗外的雪，“就像当年文天祥兵败，有人说他‘不识时务’，可几百年后，我们记得的，不正是他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
雪越下越大，藏书楼的梁柱在寒风中发出轻微的声响，像极了沈砚之时代成都的宫墙在呜咽。黄宗羲忽然想起去年在云南见到的彝族土司，说他们的族谱里，还记着“建兴三年，诸葛丞相南征，与夷人盟誓”的事。土司说，祖上传下来的铜鼓上，刻着“汉夷一家”四个字，虽然后来改朝换代，这铜鼓却一直被供奉着。
“你说，诸葛亮要是知道蜀汉会亡，还会六出祁山吗？”黄宗羲问。
钱谦益没直接回答，而是翻到《蜀书》里诸葛亮《后出师表》的抄本。沈砚之在旁边批注：“丞相明知‘汉贼不两立’是逆势，却偏要‘鞠躬尽瘁’，为的不是必胜，是‘不负’。”
“不负……”黄宗羲喃喃道。他忽然想起复社的同仁们，明知对抗阉党九死一生，却还是要在奏章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他们聚在秦淮河边的酒楼里，饮酒赋诗，说要“正人心，挽世风”，像极了当年太学里的沈砚之和苏临州。
案上的烛火“噼啪”爆了个灯花，照亮书页间夹着的一张小像。是沈砚之的画像，不知是谁画的，线条简单，却把他鬓角的白发、眼底的疲惫画得入木三分。画像旁有行小字：“景元五年冬，卒于成都柴房，年六十有三。”
“他到死都没看到蜀汉复兴，值得吗？”黄宗羲问，声音里带着少年人的执拗。
钱谦益抬头，看见窗外的雪落在梅枝上，压得枝头微微颤动，却压不住那点暗红的花。“就像这梅花，”他轻声道，“明知开在寒冬，很快会被雪埋，可还是要开。因为开过，就不算白来这世上一趟。”
藏书楼外传来更夫的梆子声，三更了。钱谦益将《蜀书》小心合上，放进书箱里。他决定明天把这卷书借给复社的年轻人们看，让他们知道，几百年前，曾有一群人和他们一样，在时代的风雪里，守着心里那点不肯熄灭的光。
黄宗羲跟着他走出藏书楼，雪已经停了，月光照在雪地上，亮得像白昼。远处的秦淮河上，画舫的灯火还亮着，隐约传来歌女的吟唱，唱的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你听，”黄宗羲忽然停下脚步，“她们唱的，不就是当年蜀地的教训吗？”
钱谦益望着秦淮河的方向，忽然想起《蜀书》里记的成都市井。说后主投降前夜，还有歌楼在唱“锦城丝管日纷纷”，歌女们不知道，第二天魏兵就要进城，她们的琵琶会被当成柴烧。
“教训会被忘记，”钱谦益说，“但那些守过的人，会被记住。”他想起沈砚之护着的书卷，苏珩传下的抄本，敦煌画师藏进洞窟的残页，还有此刻案上的全本——它们像一条隐秘的线，把不同时代的人连在一起。
回到住处时，黄宗羲在书箱里发现一张纸条，是钱谦益写的：“蜀亡于势，而非人。势可灭国，不可灭心。”他把纸条小心收好，忽然觉得胸口有团火在烧。他想，明天要把沈砚之的故事讲给复社的同仁听，讲那个在柴房里护书的老者，讲那个战死在绵竹的将军，讲那些藏在尘埃里，却从未真正熄灭的人心。
很多年后，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写下：“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动笔时，他总会想起那个雪夜，想起《蜀书》里的字迹，想起钱谦益说的“不负”。他知道，自己写下的，不只是对明朝的反思，也是对所有像蜀汉一样，在时代里挣扎过的王朝的凝视——凝视它们的灭亡，更凝视灭亡背后，那些不肯低头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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