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兴元年（公元263年），洛阳城内的铜驼街扬起了出征的尘土。司马昭站在太极殿前的高台上，望着钟会、邓艾率领的十八万大军分三路向南进发，手中的玉圭在阳光下泛着冷光。这场蓄谋已久的伐蜀之战，表面是曹魏对蜀汉的军事碾压，实则是司马昭为巩固权力、扫清代魏障碍的政治豪赌。而蜀汉在这场关乎存亡的博弈中，从战略预判到临战应对的全面失据，最终让四十三年的基业在三个月内土崩瓦解。
一、司马昭的伐蜀动机：权力巩固与历史机遇的双重驱动
曹魏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司马昭在平定淮南诸葛诞叛乱后，权势已无人能及，但“废魏自立”的舆论条件尚未成熟。当时曹魏朝堂上，支持曹氏的旧臣仍在，宗室诸王虽被削弱却未绝迹，司马昭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来提升威望、凝聚人心。而蜀汉，成了他眼中最理想的目标。
从政治层面看，伐蜀是司马昭转移内部矛盾的关键一步。自高平陵之变（公元249年）以来，司马氏通过三次大规模清洗（诛杀曹爽、夏侯玄，平定王凌、诸葛诞叛乱）巩固了权力，但也留下“权臣弑主”的骂名。据《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曹髦曾怒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最终被司马昭心腹成济所杀，这一事件让司马氏面临严重的道德危机。司马昭需要通过“灭蜀”这一盖世奇功，重塑自身形象，为代魏建晋铺平道路。
从军事层面看，蜀汉的衰弱为伐蜀提供了可行性。姜维的连年北伐（公元253-262年）使蜀汉“国内虚耗，民有菜色”，据《三国志·姜维传》，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姜维最后一次北伐失败后，蜀汉军队损失惨重，“士卒离散，陇右虚耗”。而曹魏经司马氏经营多年，国力已远超蜀吴：据《晋书·地理志》，曹魏灭蜀前有户数66万，人口443万，兵力约50万，是蜀汉的五倍以上。司马昭的主簿虞松曾分析：“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强宗大族，各拥部曲，外无强援，内有怨情，故若大举伐之，必可克也。”
更关键的是，司马昭抓住了伐蜀的最佳时机。景耀六年（公元263年），东吴权臣孙綝被杀，吴主孙休忙于整顿内部，无力出兵援蜀；而蜀汉内部，姜维与黄皓的矛盾白热化，后主刘禅沉迷享乐，对曹魏的军事动向毫无察觉。司马昭在朝堂上力排众议（多数大臣以“蜀道险恶，难以取胜”为由反对），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军事，邓艾为征西将军，负责陇右战事，诸葛绪为雍州刺史，切断姜维退路，三路大军呈“钳形攻势”直指蜀汉。
二、钟会的“声东击西”与汉中防线的崩溃
钟会率领的十万主力，是伐蜀之战的核心力量。这位“博学精练，有智谋”的将领，深谙“声东击西”之道，从一开始就将目标锁定在汉中——这座蜀汉经营四十余年的“北门锁钥”。
钟会的战略部署极具欺骗性。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八月，他命人在关中大造战船，扬言要顺流而下伐吴，使蜀汉放松对北线的警惕。同时，他秘密集结大军，兵分三路从斜谷、骆谷、子午谷南下，目标直指汉中腹地。这种“明伐吴、暗攻蜀”的策略，成功迷惑了蜀汉守军——直到魏军突破秦岭防线，刘禅才仓促下令姜维从沓中回援，此时已错失最佳防御时机。
汉中防线的崩溃，源于姜维“敛兵聚谷”策略的致命缺陷。如前所述，姜维放弃了魏延以来的“错守诸围”，将兵力收缩至汉、乐二城及阳安关，企图诱敌深入后围歼。但这一策略的前提是“敌军攻关不克，野无散谷”，而钟会早已做足准备：他命士兵携带足够的粮草，同时派偏师围攻汉、乐二城，主力则直扑阳安关。
阳安关的失守，是汉中防线崩溃的关键。守将傅佥本欲死守，但副将蒋舒因“久不得志”而暗中降魏，趁傅佥出战时打开城门，魏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阳安关。这座囤积了蜀汉大量粮草的要塞落入敌手，不仅使汉、乐二城成了孤立无援的孤城，更让钟会的大军获得了充足的补给。据《三国志·钟会传》，阳安关失守后，“蜀人震恐，无复守志”，钟会得以长驱直入，兵锋直指剑阁。
姜维在沓中得知汉中危急，率军向东回援，却被邓艾牵制、诸葛绪堵截，陷入“前后受敌”的困境。他不得不率军绕路阴平，经桥头、关城等地，最终在剑阁与廖化、张翼等部会合。此时的汉中已全部沦陷，蜀汉的北大门彻底洞开，姜维虽凭借剑阁天险暂时挡住钟会，但蜀汉的战略主动权已完全丧失。
三、邓艾的“偷渡阴平”：军事冒险与蜀汉的防御盲区
就在钟会与姜维在剑阁对峙、战局陷入胶着时，邓艾提出了一条堪称“疯狂”的计划：偷渡阴平，直插成都。这条被《华阳国志》称为“邪径”的险路，全长七百余里，沿途“山高谷深，无水草之饶”，连诸葛亮都认为“此路飞鸟难度，魏人必不敢从此进”，却成了压垮蜀汉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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