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三年的夏天，仿佛一个漫长寒冬后迟来的复苏。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疫情终于在各种综合措施下得到有效控制，社会秩序逐步回归正轨。街道上车水马龙，机场里人潮涌动，校园内重现欢声笑语。那种被隔离、被限制的压抑感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劫后余生般的、对正常生活的倍加珍惜和蓬勃活力。北京大学的校园也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未名湖畔再次挤满了晨读、散步、讨论的学生，三角地海报林立，百年讲堂前人来人往。
徐川也结束了长达数月的、近乎与世隔绝的深度研究状态，重新回到了正常的教学科研轨道。他刚刚获知自己因在“简单性猜想”和“谱隙理论”方面的突破性贡献，被内定为2023年度科尔数论奖（Cole Prize in Number Theory）的获奖者，这是数论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标志着他已跻身世界顶尖数论学家之列。事业上，他正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数学的天空中冉冉升起，光芒耀眼。学术会议、合作邀请、媒体采访纷至沓来，他仿佛正处在创造力喷薄的黄金时期，准备在“后疫情时代”大展拳脚，向黎曼猜想的核心堡垒发起更猛烈的冲击。
然而，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在学术疆场上继续策马奔驰之时，一个他从未认真思考过、也毫无准备的“战场”，悄然在他面前展开——来自家庭的、以“爱”为名的“催婚”攻势。
徐川的父母，徐建华和清雨燕，是这座大都市里最普通的市民。徐建华是一名退休的机械厂技术工人，沉默寡言，一辈子和图纸、零件打交道，对儿子的学术成就虽感骄傲，但具体内容完全不懂，只觉得是“了不起的学问”。母亲清雨燕则是典型的中国母亲，退休前是小学语文老师，性格温和而坚韧，一生的重心就是家庭和儿子。疫情三年，他们为儿子的健康担惊受怕，也为他在数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自豪。如今，风波渐息，儿子事业有成，名满天下，在清雨燕看来，人生大事便提上了最紧迫的日程——徐川已经二十八岁了，在她的观念里，早已是成家立业的年纪，可儿子却似乎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于是，在一个周末的家庭聚餐上，趁着徐川回家，清雨燕小心翼翼地、但态度坚决地开启了话题。
“小川啊，”母亲夹了一筷子他爱吃的红烧排骨放进他碗里，语气温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关切，“你看，现在疫情也过去了，你的工作也稳定了，拿了那么大的奖……是不是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
徐川正沉浸在刚想到的一个关于“非交换几何与谱隙”的关联问题中，闻言愣了一下，抬起头，有些茫然：“个人问题？妈，我最近正在研究一个关键点，可能要去哥廷根交流一段时间……”
“不是工作的事！”清雨燕打断他，有些哭笑不得，“是终身大事！你都二十八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谈过，我和你爸能不着急吗？你看隔壁王阿姨家的儿子，比你还小两岁，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徐建华在一旁默默点头，附和道：“你妈说得对，男人成家立业，成了家，心就定了，更能专心搞事业。”
徐川这才反应过来，脸上露出一丝窘迫。数学世界的复杂公式和深邃思想，他可以如数家珍，但面对“谈恋爱”、“找对象”这类问题，他的大脑仿佛瞬间宕机，知识储备几乎为零。他从小性格内向，全部身心都扑在数学上，与异性接触的经历少得可怜，有限的几次也仅限于学术讨论，且通常超不过三句话就会拐到数学问题上。情感世界对他而言，是一片比“非交换万有流形”还要抽象和难以理解的未知领域。
“我……我现在没想这个。”他有些笨拙地辩解，“研究正在关键时期，黎曼猜想……”
“黎曼猜想黎曼猜想！”清雨燕又是心疼又是生气，“那个猜想能陪你过一辈子吗？能给你暖被窝吗？能给你生儿育女吗？小川，听妈的，趁年轻，条件又好，赶紧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妈托人给你介绍几个姑娘，你先见见面，就当交个朋友，好不好？”
在父母，尤其是母亲持续不断、软硬兼施的攻势下，向来在生活上顺从的徐川，最终败下阵来，勉强答应“可以去见见面，但不成别怪我”。
于是，这位刚刚在数学界掀起风暴、被誉为“拉普拉斯妖般洞察者”的年轻天才，开启了他人生中一段比证明任何数学猜想都更加手足无措、窘态百出的“相亲历险记”。
第一次相亲，介绍人是母亲的老同事。对方是一位小学音乐老师，姓李，模样清秀，性格活泼。约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徐川准时到达，穿着母亲强行要求换上的、略显别扭的新衬衫。开场寒暄后，很快陷入冷场。
李老师试图找话题，微笑着问：“徐先生，听阿姨说您是做研究的，具体是研究哪个方面的呀？”
徐川正襟危坐，认真地回答：“我是数学家，主要研究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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