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第一场雪落得无声，我刚把书店门口“心愿驿站”的木牌擦干净，雪粒就顺着木牌的纹路往下渗，在“草莓箭”图案周围积了层薄薄的白霜。林晚抱着一床刚晒过的棉被从里间走出来，棉被上还带着阳光的味道，笑着喊：“阿箭，快搭把手！这是张奶奶给乡下孩子缝的棉被，咱们打包好，明天让老周帮忙寄走。对了，小棉刚才打电话说，她和陈阿姨在乡下收了新棉花，要给咱们寄点来，说‘做给孩子们吃’。”
我接过棉被，指尖触到棉絮的柔软，突然觉得掌心的钢笔轻轻震颤——不是以往的金光或暖意，而是一种带着“归巢”意味的轻响，像候鸟落回巢时翅膀的扑棱声。紧接着，眼前浮现出一幅朦胧的画面：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戴着毡帽坐在村口的老棉垛旁，手里攥着一个褪色的蓝布包，包上绣着一朵小小的棉花；老人的脚边卧着一只老狗，远处的雪地里，一个穿着红色棉袄的姑娘正朝这边跑，手里拎着一个装满的竹篮。
“是小棉的外婆吧？住在乡下村口，包上绣着棉花？”我脱口而出，声音带着点不确定。
林晚愣了愣，赶紧拿出手机翻看小棉的消息：“小棉刚发的朋友圈！说她外婆从城里回乡下住了，就住在村口的老房子里，手里总拎着个蓝布包，包上绣着棉花，还说外婆总在等‘一个人’！你怎么知道的？”
“是钢笔的新感应，”我摩挲着笔身，那股“归巢”的轻响更清晰了，“它能让我看到‘等待背后的等待’——陈阿姨在等小棉回家，小棉的外婆在等更久以前的人。这是第三十一支箭的征兆，藏着两代人的牵挂。”
老陈拄着拐杖来送刚编的棉花收纳篮，听说这事，立刻说：“我跟你们去乡下！小棉说的那个村子我去过，村口的老棉垛还是我年轻时帮着堆的，听说当年有对知青情侣在那儿种过棉花，后来男的回城了，女的就守着棉田等，说不定就是小棉的外婆。”
我们匆匆收拾东西，老周开车载着我们往乡下赶。雪越下越大，车窗外的田野渐渐变成白茫茫一片，只有偶尔闪过的棉田秸秆，像水墨画里的淡墨痕。小棉在电话里说，外婆叫赵桂兰，年轻时是知青，当年和同来的知青李明约定“等棉花丰收就结婚”，可李明回城后就没了消息，外婆等了一辈子，去年才从城里搬回乡下，守着当年种棉花的老田埂。
“陈阿姨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事，”小棉的声音带着点哽咽，“外婆总说‘棉花收了，人就回来了’，可她从来没跟人说过李明是谁，住在哪里。我们翻到外婆的旧箱子，里面有一本日记，记着‘李明喜欢吃，说甜得像小时候的糖’。”
我握着钢笔，眼前的画面慢慢清晰起来：1976年的秋天，年轻的赵桂兰和李明蹲在棉田里，手里摘着雪白的棉花，李明笑着把一朵棉花别在赵桂兰的辫子上，说“等咱们的棉花卖了钱，就回城结婚，我给你做一辈子”；棉田边的老槐树上，挂着他们用棉花编的戒指，在阳光下像两朵小小的云。后来李明回城，说“等我安顿好就来接你”，却因为家里变故，没能按时回来，再后来写信寄到乡下，却被告知“赵桂兰已搬离”——原来外婆当年去城里照顾生病的母亲，错过了那些信。
“外婆的日记里，每一页都记着棉花的收成，”我轻声说，“1977年写‘棉花收了，李明没来’；1980年写‘今天做了，没人一起吃’；2020年写‘回乡下了，棉田还在，等他来看看’。这些年，她不是在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是在等‘一个没说出口的解释’。”
老周叹了口气：“那个年代的错过，大多是这样——一封信寄慢了，一个地址记错了，就误了一辈子。要是当年他们能收到彼此的信，也不会让外婆等这么久。”
下午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乡下。村口的老棉垛果然还在，像个小小的雪山。赵桂兰外婆坐在棉垛旁，手里攥着那个蓝布包，老狗卧在她脚边，看到我们，轻轻摇了摇尾巴。小棉和陈阿姨正陪着她，手里拿着刚做的，看到我们，赶紧迎上来：“阿箭哥、林晚姐，你们可来了！外婆听说你们能帮人传递心意，非要等你们来，说想给李明写封信。”
赵桂兰外婆慢慢站起来，眼里满是期待，却又带着点胆怯：“我……我还能找到他吗？都四十多年了，说不定他早就忘了我，忘了我们的棉田。”
“能，”我在她身边坐下，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却很温暖，“您的心意藏在棉田里，藏在日记里，藏在每年做的里，这些都不会忘。我们帮您写信，帮您找到李明，帮您把没说出口的话，都告诉他。”
外婆的眼泪掉了下来，慢慢打开蓝布包，里面装着一本泛黄的日记，还有一个用棉花编的戒指，已经有些发黄，却依旧完整。“这戒指，是他当年给我编的，”外婆摸着戒指，声音哽咽，“我戴了一辈子，舍不得摘。我想告诉他，我没怪他当年没来，我知道他肯定有难处；我想告诉他，我们种的棉田还在，每年都能收很多棉花；我想告诉他，我做了很多，一直等着和他一起吃；我还想告诉他，我回乡下了，就住在当年的老房子里，要是他还在，就来看看我，看看我们的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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