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从二楼的楼梯上缓步走下，脚步声在安静的一楼客厅里显得格外清晰。他的脸上已经恢复了惯常的沉稳与深邃，仿佛刚才楼上那通并未被侯亮平听到的电话从未发生过。他走到侯亮平面前，目光落在自己这位得意门生兼得力干将身上，最后嘱咐道：
“亮平啊，陈清泉这个案子，你就放开手脚，好好查！” 他的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不用在意他曾经是谁的秘书，重要的是，他到底犯法了没有？证据确凿，犯了法，那就依法办事，绳之以法！这没什么可说的！”
他微微停顿，像是在给侯亮平消化这句话的时间，随即又加重了语气，带着一种近乎刻意的对比：“你这个反贪局局长，连李达康书记的爱人欧阳菁都敢抓，都依法立案侦查了，一个陈清泉，算个什么？”
这话听起来是鼓励，是撑腰，但细细品味，似乎又夹杂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意味，仿佛在提醒侯亮平他早已身处漩涡中心，无需再畏首畏尾。
侯亮平闻言，立刻从沙发上站起身，身体挺得笔直，如同在军中接受命令，一个标准的立正，声音洪亮而坚定：“是，高书记！那我就按您的指示去办了！”
高育良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走上前，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侯亮平的肩膀，那力道带着长辈的期许，也带着上级的托付：“办去吧，亮平！记住，如果遇到什么阻力，不管来自哪里，直接向我汇报！不要听祁同伟或者什么其他人胡说八道！” 他的眼神骤然变得锐利起来，语气也愈发语重心长，“你一定要记住，并且时刻牢记：我们的检察院，前面挂着的是‘人民’二字，叫人民检察院！我们的法院，是人民法院！我们的公安，是人民公安！所以，我们执掌权柄，就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永远，永远！”
这一番话，说得掷地有声，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和不容亵渎的庄严。侯亮平不由得动容，他能感受到老师话语里的重量，那不仅仅是对一个案子的指示，更是一种信念的传递和坚守的要求。他再次挺直腰板，郑重保证：“是，高书记！我记住了！”
带着高育良的嘱托和满腹的思量，侯亮平离开了高家那栋幽静的小楼。夜色已深，他需要立刻赶回北京，汉东省反贪局还有一大堆工作等着他。坐在飞往北京的航班上，看着舷窗外漆黑一片中偶尔闪烁的地面灯火，他脑海中回荡着高育良的话，也思考着京州这潭越来越浑的水。
次日，北京。
一个难得的晴朗周末清晨，阳光透过洁净的玻璃窗，洒进侯亮平位于北京的家中，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侯亮平和妻子钟小艾正在家里进行每周一次的大扫除。侯亮平负责高处的柜子和窗户，踩在一张矮凳上，拿着鸡毛掸子有些笨拙地掸着书柜顶部的浮灰；钟小艾则弯着腰，用吸尘器仔细清理着沙发角落和地毯，动作麻利干练。两人都穿着舒适的家居服，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洁剂香味和阳光的味道。
“哎，我说侯局长，您这掸灰的架势，怎么看都像是在案发现场搜集证据，轻拿轻放点，书柜都要被你戳出洞来了。” 钟小艾关掉吸尘器，直起腰，看着丈夫那过于“严谨”的动作，忍不住笑着吐槽。
侯亮平从矮凳上跳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也笑了：“职业病，职业病，钟主任多担待。” 他走到饮水机旁接了杯水，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像是忽然想起什么，随口说道，“昨天在高老师家，说起陈清泉的事，不知怎么的，就聊到了祁同伟学长和梁璐老师。”
钟小艾拿起一块抹布，开始擦拭茶几，闻言头也没抬，语气带着一种清晰的、毫不掩饰的鄙夷：“祁同伟和梁璐？哼，我要是梁璐，当年根本不可能接受祁同伟的求婚！” 她停下动作，看向侯亮平，眼神清亮，“当年他们那点事，圈子里谁看不出来？这祁同伟啊，分明是走上社会碰了壁，撞得头破血流，才回过头来，跑到学校操场上那一跪，反追梁璐的。他追求的哪是梁璐这个人啊？根本就是梁璐的父亲梁群峰书记，是梁家能带给他的权力和地位！这算盘珠子都快崩到我脸上来了，‘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他这倒好，是‘碰壁一回头，猛抱岳父腿’！”
她的话语犀利而精准，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尖锐和对于感情纯粹性的苛刻要求。
侯亮平看着妻子义愤填膺的样子，无奈地摇了摇头。他走到沙发边坐下，语气平和地替这位命运多舛的老学长辩解了几句，虽然他也认同妻子的看法：“事儿呢，的确是这么个事儿。可谁不知道，当初是梁璐老师先让她父亲，动用了手里的权力，把一心想去北京和陈阳姐团聚的祁同伟，硬生生分配到了那个偏僻的山沟沟司法所？祁同伟啊……他那是切切实实见识到了权力小小任性一下，就能让他多年努力付诸流水，就能让他的人生规划天翻地覆，他是见识到了权力的一手遮天，才不得不低头的嘛。不然你让他一个刚毕业、毫无根基的研究生怎么办？硬扛到底？那他的政治生命可能还没开始就彻底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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