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庚王七年的春天，似乎格外眷顾樠邑。
头年冬天罕见的几场小雪，滋润了干燥的土地，开春后，雨水虽不算丰沛，却也适时地降了几场。
更关键的是，城周那六七口新凿成的水井和与主干渠相连的引水沟网，如同在大地血脉中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去岁秋冬的旱象并未对春耕造成实质性威胁。
稷和其他率先采用新法耕作的农人们，将腐熟的粪肥撒入深耕起垄的田地，播下饱满的种子，眼中闪烁着以往罕见的、对丰收的确信。
粮食，这个曾经紧紧扼住樠邑喉咙的命脉，在瞻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举措下，开始变得强韧有力。
前一年秋收的增产，不仅填满了邑府的粮仓和戍卒的胃袋，更有了些许盈余。这点盈余，如同滴入旱地的甘霖，迅速渗透进边邑肌体的每一个角落，催生出令人欣喜的变化。
最显着的变化，是人口的稳定与缓慢增长。以往，樠邑人口流失严重，青壮或死于戎患，或迫于饥馑逃亡他乡，剩下的多是老弱妇孺，了无生气。
如今，粮食有了保障，水利得以改善，生存的希望重新点燃。
不仅原有的住户安心定居，开始修缮破败的房屋，垦殖房前屋后的零星土地，甚至开始有零星的流民或从更西边、更危险的边邑逃难而来的家庭，听闻“樠邑有粮、有水、有能人”，试探着前来投奔。
起初只是三五户，邑大夫子对此颇为谨慎，生怕增加负担或混入奸细。
瞻则建议，对新来者进行简单甄别登记，允许他们在城周划定区域搭建临时窝棚，并分配一些尚未开垦的边角荒地或参与邑府组织的劳役（如继续凿井、维护渠道、加固城墙）以换取口粮和未来的土地耕种权。
此举既利用了新增劳力进行建设，又给了外来者一条活路和融入的希望。渐渐地，樠邑外围出现了新的、简陋却充满生机的聚居点，人声、炊烟、孩童的嬉闹声，开始驱散荒原的死寂。
人口是繁荣的基础，而交换则是繁荣的催化剂。
有了余粮，最直接的交换需求便产生了。
农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果腹，他们需要更好的农具（石耜磨损很快，他们开始羡慕更耐用的青铜铲尖）、需要陶器储存粮食和水、需要粗布缝制衣裳、需要食盐调味。
城内的戍卒和邑府吏员，有了相对稳定的粮饷，也开始有零星的消费欲望。
原本冷清得只有一两家官营陶坊、铁匠铺（主要服务于戍卒兵器维修）和零星货摊的“市”，悄然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官营的陶坊和简易的织坊开始扩大生产，招募本地妇人或流民中的手巧者，制作更多面向平民的粗陶罐、碗和麻布。
邑府仓库中往年积压的一些来自殷都或东部城邑的货物（如贝币、少量玉器、较精致的陶器、染料等），也开始被有选择地拿出来，与农人交换余粮或皮货、干果等土产。
更有活力的是民间的自发交换。有农人用多余的粟米，向会编筐篓的邻居换取容器；有猎户用新鲜的兔肉、鹿肉，向种菜的人家换取菜蔬；
有妇人用纺出的粗线，向会木工的男人换取新的纺轮或修补家具。
以物易物最初多在邻里熟人间进行，后来渐渐扩展到整个邑内，甚至在固定的时日（如朔望之日），城东一片空地上会自然形成一个小规模的集市。
虽然交换的物品种类有限，价值低廉，但那讨价还价的声音、相互展示货物的热闹，却给樠邑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瞻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趋势。他与邑大夫子商议后，决定因势利导，对这片自发形成的集市进行简单的规范和管理。
划定固定区域，安排小吏癸在集市日维持基本秩序，防止强买强卖和盗窃；
提倡使用贝币或约定俗成的“粟米等价物”进行交易，减少以物易物的不便；甚至鼓励有一技之长的流民或本地人，在集市上摆摊，提供诸如修补陶器、简单木工、鞣制皮革等服务。
集市的存在，不仅满足了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交换需求，更无形中促进了手工业的初步分工和技艺的交流。
一个从东部流落至此、曾在大邑陶坊做过工的老匠人，开始在集市角落用本地黏土尝试烧制比官坊更细腻、形状更多样的陶器，很快受到欢迎；
一个会硝制皮子的戎人归化者（早年俘获后留在邑中），其鞣制的皮革柔韧耐用，也成了抢手货。
边邑的“繁荣”，是粗粝的、初级的，却又是真实可感的。
走在樠邑的街道上，变化随处可见。低矮的土屋虽然依旧简陋，但许多屋顶换上了新的茅草，墙壁用新泥抹得平整，有些还在门口挂起了晒干的辣椒或玉米（一种此时可能已零星传入的作物）。
井台边总是热闹的，妇人们一边用辘轳汲水，一边 chatter，谈论着家中的收成、集市的见闻、孩子的顽皮。城外，新开垦的田垄整齐地向远处延伸，禾苗在春风中绿油油地起伏。戍卒巡逻时，偶尔也能从路过的农人手中接过一个解渴的瓜果，或听到一句朴实的问候，彼此间的隔阂似乎消融了些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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