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的朝会，朝廷正式公布由鄂国公薛怀义统军出征突厥，南北衙合集十七路总管，八月出都征召甲兵，九月北进。
较之此前的军议，只是将原本朔方道行军改为代北道，并以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建安王武攸宜为代北道行军副总管。
且不说朝局众人对这一决议反应如何，武氏诸王则已经忍不住要弹冠相庆了。
“北衙之军关乎大内安危根本，不可轻出。南衙即便半出，亦不足成大势。河北要作新募，难免戎事生疏。代王所典之肃岳军，必在征召之列！”
不同于朝士们对于此番出征感想诸多、态度复杂，武三思之所以极力支持此议，原因也简单明了。第一这是圣皇陛下的意思，第二就是为了重新整合他们武家对于南北衙的掌控。
薛怀义此番出兵，既能削弱南衙在畿内的兵力，同时也有借口在代王归都之后即刻解除其人军权。就算代王仍能保留千骑使，但那三千新募河洛健儿是绝不可再掌握其人手中。
如果说有一点不满，那就是圣皇陛下将并州的武攸宜也引入到这场征事中来。因为旧年与代王之间的纠葛，武攸宜与他们武家徒众渐行渐远，彼此多有不睦。
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他们武氏诸王久在中枢，真正有外事经历的本就不多。而且武攸宜所任也恰在此番征程路线上，圣皇陛下想要宣扬他们武氏军功，选择武攸宜也正合用。
武三思对于大统嗣位并没有堂兄武承嗣那样深重的执念，他更关心还是当下所享有的权势富贵。所以对于仍在进行中的皇嗣谋反一案，他的关注度并没有那么高。
皇嗣无论反或不反，都只是被圣皇陛下强压在禁中的一个笼中雀鸟。
倒是代王武济在时局中诸多动作，无论朝堂政务还是禁军之中，都渐渐立足稳定，颇有根深难除的架势，这一点让武三思大为不忿，乃至于寝食难安。
所以在跟身边一众僚属们商讨时，武三思始终都把代王作为威胁他们武家势位的第一大敌。
一俟确定代北行军的计划之后，武三思便开始着手要将代王召回朝中，解除其人兵权。
这一点也不难做到，代王用兵嵩阳道，本就是近畿所在，最大意义还是为了日后封禅嵩山而清扫周遭乱民蜂盗，并没有什么大敌必须要重兵久征。
关于这一点，唯一需要在意的就是代王不想放弃兵权，进言将肃岳军长期驻守于嵩山。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虽然没有直驻神都那种切肤之痛，但嵩山地近京畿，有这样一支不受控制的军队驻守于彼，也是如鲠在喉、让人不能放心。
因此接下来，武三思一边以春官尚书之职训令有司加快封禅之前的礼事筹备，一边通过政事堂下书训问嵩山周边还有没有什么匪踪贼迹。
同时也传书给仍在肃岳军中的安平王武攸绪，着他进言朝廷，请求尽快班师回朝。
通过这样数管齐下，让代王再也没有统军在外、徘徊不回的借口，回到朝中迎接他尴尬的处境。
当然，若仅仅只是剥夺代王的军权，也并不能让武三思感到满意。他是深知这小子悍性根深，旧年权势全无，便敢撩事生非，如今已经自拥一批党徒，一般的挫折绝难将之打压下去。
所以武三思也是极具耐心，在布置完将代王征召回朝事宜之后，借着便示意来俊臣在推查皇嗣谋反一案的过程中，通过扬州司马苏瑰将扬州长史格辅元一并牵引入案。
等到这些铺垫完成之后，八月初的一天，早朝过后，武三思将文昌左丞王方庆召入政事堂中。
等到王方庆来到政事堂，武三思也不作虚辞寒暄，直接便对王方庆说道：“日前扬州大都督府诸官佐多有牵涉案事，若是往常，这也并非什么大事，只待刑司推问分明，在事者可以各归清白。但今年形势不同以往，先有漕渠诸事革新除弊，眼下又有兵事大用代北。
江南税物能否如期抵达神都，是朝廷诸事能不能维持下去的重中之重。扬州所在，是运河漕事重中之重，一旦转运调度失宜，所害之深重，让人不敢深思。王左丞立足朝堂，漕运诸事多有经略，不知你对此有什么见解？”
王方庆自知武三思所问必是心存不善，但听到其人这么说，还是忍不住腹诽连连，既然明知道扬州这么重要，关乎国计维持，那你还指使刑司搞这么多事情！
尽管心中多有忿怨，但王方庆还是深吸一口气沉声道：“扬州格长史，内外历事年久，资望深厚，在职扬州，诚可托事。或一时受扰于刑司的查问，想能分得出国计私计的轻重，不会因私废公。如今刑事未有论断，轻论其人当否，不独有害国计，也不免大伤士情！”
王方庆指桑骂槐的回应，武三思自然听得出，闻言后只是皮笑肉不笑的继续说道：“王左丞所论，诚是持重之言。但格辅元究竟有无涉事，我并不能笃言，想必王左丞你也不敢性命作保。扬州漕运关乎国计征事，岂能假于一人之节操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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