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足饭饱后，再登厅堂，气氛就融洽得多。特别李潼，越看娄师德这浓眉大眼的老先生越觉得喜欢，有能力还会烤肉，智商、情商都不错，这才是他想象中良臣该有的风采、素质。
“方今朝廷仍有余乱不已，诸方俱以拱护皇嗣为功，这也实在可笑。皇嗣之于圣皇，骨肉至亲，武氏诸王或趁邪幸刁难皇嗣于事，但皇嗣长居宫苑、宿卫精良，又岂有杀身之患可供群众争功？朝士以此争论，已经入了邪道！”
娄师德不仅仅只是方面之才，还曾经坐镇政事堂主持政务，老实说算是到目前为止，李潼所拉拢牌面最大的人物。资望、能力以及功勋，俱有可称。
所以李潼跟他谈论起来，话题的广阔度就更大，并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眼下神都城中局势纠纷的厌恶。
娄师德闻言后，也是深有同感的点头答道：“殿下此言，诚是切入根本。臣短留长安之际，也有朝廷使臣叩门来见，所言朝情，阴有妖异之言。圣皇履极，乃海内群众递表劝进，皇嗣亦在群众之中。
如今圣皇归政，朝士不该穷追不舍，以凌越为功。殿下首义，诛杀国贼，不以旧事为美，慨然西向，志力高蹈于边，风骨彰显，唐家幸得殿下，此臣虽微才但仍勇作投献之因。唐家立业以雄壮，有志者不该拘泥于内情故事、不能自拔。”
“此邪情乱事不足深论，圣皇恩我、无以复加，小情或得微忤，大事绝不失节！如今暂作退避，播威于边，但若朝情长久不定，也无惧问事国中！”
他奶奶所使用的这些宰相们，像李昭德、狄仁杰等，各自都有稳定的立场乃至于派系，他们与李潼之间，或能因为一时的利益诉求而暂时联合起来，但远不足以让他们的根本立场发生改变。
娄师德边功出身，全凭武则天提拔才得以入朝，在朝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王城驿一事更是被关陇勋贵背刺严重，直接功爵俱毁、沦为白身。
更不巧的是，如今神都政事堂掌权的宰相，对娄师德都不怎么感冒。李昭德恃才傲物，还是单纯的有些看不上娄师德。
至于狄仁杰，政治上本就趋于保守，感情上天然就厌恶娄师德这种边功出身的人，担心这样的人为相，会加大朝廷在边事上的消耗，出于政见的不同，对娄师德更上升到政治手段的打压。
所以娄师德对雍王退出朝廷、着重边事的做法发自内心的认同，以及对朝内纷争的厌恶，也是结合了自身处境而深有感触。
这个话题，在各自表态后便不再进行下去，李潼接着便又说道：“娄公此行归边，对于陇边情势，想必已有所见，若得斧计，直言不妨。”
娄师德听到这话，便也正色道：“殿下治边之计，发乎前人未有，并不止于权力，囊括农商，搬运妙着，实在是发人深思。臣初得此计，尚在度其精髓，途中所积陈陋之想失于片面，反倒不敢再贸然进言。”
李潼闻言后便笑起来，老实说，他这一通计略的确不俗，配得上时流的称赞。
大唐立国以来，军政方面所奉行的仍是府兵制与均田制，这两种制度的优劣及意义不必多言。但到了现在，两种制度各有崩溃。军事方面，从高宗就开始招募健儿，募兵比例逐年增加。
但是在田制方面，则就乏于创建。高宗后期，无非休戈罢征、使民休养生息，但对积累下来的弊病，触及不够深刻，甚至就连关中祖业，土地兼并都日趋严重。
到了武则天时期，加大了扩地编户的力度，并将关中人口大量迁往河洛，到了神龙年间，朝廷所掌户数增长到了615万，较之高宗永徽年间的380万户无疑是一个明显的递增。
所以说武则天政启开元，也是有最直观的数据作为支撑。如果仅仅只是这老娘们儿不是人，杀人无算，道德败坏，这就是不是正确讨论历史的态度。
但是相对于户数的增长，朝廷在赋税征集方面的探索，则就显得非常滞后。人口虽然增长起来了，但是人力物力却得不到有效的调度发挥。以往的租庸调制度，已经不再适合管理这样一个庞大帝国。
这个问题，朝廷当然也意识到了，所以开天时期的名臣中，多有理财高手的身影，包括奸相李林甫。这些人通过各个方面的探索，或开源、或节流，以维持庞大帝国的运作。
但诸类尝试，收效却并不大，最直观的一个证明，就是开天时期边军节度使的权柄壮大。
简而言之，朝廷的收入已经匹配不上君王开疆拓土的野心，所以只能选择成本更低的模式，节度使大权逐渐揽于一身，并最终爆发、成为纠缠大唐始终的一个毒瘤。
那么大唐究竟有没有足够的底蕴国力去维持那种程度的开拓与庞大体量？
答案是有的，中唐时名臣刘晏、杨炎等在财赋方面分别进行了深刻的改革，效果显着，对大唐社稷诚有续命中兴之功。杨炎的两税法开辟了整合国力的新思路，为后世税法变革之始，这自不必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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