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超出发前，带着他看一看蒸汽机，本就有威慑的意思。
同时分享这个大杀器，能助长马超的自信心，免得被瓦解斗志。
马超出发不久，江都朝廷派遣的黄门侍郎、谒者一起抵达关中，向射援宣达诏书……执政的诸葛丞相同意了之前的表奏，迁射援为益州刺史，拜为后将军。
州牧这种级别的重要官职，今后会陆续削减。
益州目前由后军卫戍，加拜射援为后将军，有利于维护益州的整体安定。
对于镇压益州士族，是北府与朝廷的共同目标。
刺史兼领后军，镇压、维护稳定的效率自然是很高的。
如果丞相不答应田信表拜的射援，那下一步就会表拜司隶校尉李严为益州牧，直接派兵护卫李严，来一个武装上任。
李严、射援在益州都有根基，李严作为制定《蜀科》的五分之一，在益州的影响力更大。
如果策动益州士族，李严仅凭汉中的西府兵，就能席卷益州……这几乎是一种必然。
只要南阳、武昌的府兵牵制江都周围的汉军主力，那丞相就无力回援益州。
从他率领益州军来到荆州时，就相当于放弃了益州。
所以在射援、李严之间，丞相自然会选择一个性格温和，做事稳重的射援。
无须惊奇这个重要的人事调动，田信自是淡然处之。
可其他人、整个关陇府兵、勋戚都在传颂这个重要任命……这意味着执政的丞相交出了汉军的大后方，也就意味着在这一轮府兵、汉军的全面对抗中，重要的转折点已经出现。
只要等射援经营、掌控益州后，朝廷就大势已去，再无折腾的勇气。
而田信，依旧沉浸在今后的经济管制方案里。
目前能参照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春秋时齐国以盐向天下征税，达到了国家无险可依，却能成为五霸之一，与秦互称东西二帝。
另一个例子是明末的江南，朱元璋这个吴王在立国后，对支持另一个吴王张士诚的几个府征收重税。
明朝田地性质不同，税率也不同；松江府最重的田税具体有多少呢……田信不清楚，看过类似的表格，是很高很高。
当地百姓为什么能把税交足？
一个原因是镇江、江苏、常州、苏州府一带繁华的纺织产业；在北方雇工月入三四百文的时候，一个技艺熟练的女织工能有十两；不计算银价折钱的南北差异，彼此有二十倍收入差距。
除了纺织业，还有其他产业，所以在明朝废除征收实物，折算为银钱后，江南经济越发的膨胀。江南地区的百姓交税的压力自然不重，不像北方百姓，要把粮食换成钱经历一次粮商的剥削，然后才用银钱交税。
特别是粮食兑换银钱……北方银贵，南方银子流通更广相对贬值，所以收银钱时，北方百姓更吃亏；明廷拿到的银钱又要买粮，两头吃亏，中间获利。
而江南银钱流通过，获取容易，用银钱交税……不用受二次剥削。
这是一条鞭法落实后，实物折算银钱后的影响。
江南地区纺织业发达，那么就原地种植棉花、桑田，本地粮食不够怎么办？就去上游的湖广购买。
也因为本地粮食产量不足，明廷皇室有一笔专征江南的太仓米，每年四百万石；地方衙门去征收粮食，再运到北方，显然漕运亏，南直隶官府也很亏。在官员运作下，这四百万石太仓米折算成了一百万两专供皇室使用的金花银。
江南纺织业的告诉发展，既有引领时尚的‘苏式衣裳’，也影响了上游湖广……湖广士民也要挣钱，种粮食卖到江南多亏，种植桑田、棉花多好。
于是，产粮重地的江南、湖广陆续转型……国家整体粮食产能不足。
各种灾难交叠在一起，大朙完了。
然后，江南地区能顺利交税的第二个原因是很出名的，那就是浙江专有现象……拖欠。
大朙户部常年有一位侍郎负责向浙江巡抚催征积欠的钱粮；这也怪不得浙江，往往欠几年，欠多了，为了保证有效征收钱粮，朝廷就会打个折扣，以保证今年能把钱粮收到库里。
一来二去，就养出了浙江喜欢拖欠的毛病。
以至于催征辽饷时最紧急时浙江还是这种做派，户部派到浙江的专员打了封条，上奏起运的辽饷加派钱粮……等运到北方，才发现不足额，依旧是浙江特色的拖欠。
明朝的经济缺乏规划，国初的产粮重地江南，中期的产粮重地湖广，都因为追逐经济利益，使农业转型。
而现在，府兵组织干净，与各州各郡牵连不深，还有一次规划的机会。
以国家东部的地缘、产出来说，发展海洋是很便捷的……可基本盘在关陇，这些年把关东、河北的士民得罪惨了。
百姓好说，有传承的士人是很记仇的。
东部迎来大发展，东部士人先天有地主优势，这拨人又有抱团的习俗，给了他们发展机会，迟早会挑战北府，以恢复过去东部士人主导一切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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