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是通过一点一滴慢慢积累起来的，当恨叠加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衍生成仇。而英、美两国两国也不遗余力地扮演着仇恨的种子，与德国人一步步仇结怨生。
经济危机从美国向全世界漫延开来后，联邦德国的军事与经济界人士就有一种俯视英、美的感觉。埃里克在这方面倒显得非常理性和克制，毕竟德国的体量虽然庞大，但在充满变数、动荡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却并非铁板一块。综合实力还没有充分与英、美两国拉开较大差距，就不是全面摊牌的时候。
施特雷泽曼一连几天都没有与埃里克联系，看似很不正常，但埃里克心里明白，稳重能干的施特雷泽曼不是这种工作作风，说不定很快就能给总统府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
英国人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德国一直认为是个迷，或许英国人自己也很矛盾。当德国四面碰壁的时候，最不应该帮德国人的英国却帮了，而最应该帮德国人的时候，英国人却与美国联手围堵德国。
在埃里克看来，德国与英国很大程度上似乎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当两国在许多国际领域产生分岐和矛盾时，大都是总顾长麦克斯和驻英大使安德里亚斯两人以私人关系给解决的。
按照海军总司令希佩尔的想法，德国海军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发起了主动攻击英国皇家舰队的行动。难以想象的是，如果这一行动获得大多数赞同，情况也许是另一回事，或许拉玛七世仍然会秉持与德国的友好合作，大量提供高质量的天然橡胶原料。
蛮干只会迅速消磨自己，要让德国在短时间里快速壮大起来，就必须先埋头苦干、积草屯粮、低调发展。这是麦克斯辞职的前一天与埃里克发生争吵时说过的话。他希望德国韬光养晦，厚积薄发，先增强底蕴，在平静中寻找与英、美两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翻盘的机会。
埃里克虽然口头上并不支持麦克斯的意见，其实在内心已经完全接受了这种主张，所以，对于贝腾·冯·塔戈里施原计划在1930下半年择机发射德意志联邦第一枚运载火箭的任务也悄悄取消了，因为埃里克现在还不想过份刺激西方国家。
自从西南欧洲战火连天后，埃里克养成了天天看地图的习惯，甚至在办公室里一猫就是一整天。
欧洲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也是一个地缘关系极其脆弱的地方，其中联邦德国与意大利算得上是不打不相识的老朋友。但是，墨索里尼下台后，却并没有促使意大利国内左翼思潮随之消散，反而随着战败割地、赔款导致这股激进势力迅速蔓延。
几年前，德国对意大利左翼份子的图谋就有所警惕，提前采取了果断行动，几乎封死了意大利左翼势力在欧洲向东部进攻的所有路线。最终，左翼冒险份子只得将目光投向了西方。
当时的意大利还没有足够的资本招惹法国，所以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成了左翼份子不断渗透的目的地。埃里克虽然也讨厌这些激进势力，但背地里却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使得意大利左翼势力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西方社会的想象。
20世纪初，西班牙还是一个经济相对赤贫、政治非常落后、半封建的农业国。政治体制一直偏向于封建专制制度的西班牙，政府官员、军事将领多为天主教高级僧侣，或是贵族、地主等上层人物。
因为农村盛行半封建的大庄园制度，因此，大地主掌管着国内绝大多数土地和可利用资源，底层民众生活极其艰难困苦。
早在1923年9月13日，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暗暗授意米格尔·普里莫·德·里韦拉发动政变，建立了长达7年的独裁统治。虽然德·里韦拉一直强行镇压国内反判势力，但到了1929年，西班牙仍然爆发了新的革命，德·里韦拉政权被彻底推翻，阿方索十三世也被迫流亡海外，此后，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成立西班牙第二共和国。
然而，第二共和国并没有逃脱动荡不安的命运，统治政权象走马灯似地换了一届又一届。此时，意大利左翼势力趁虚而入，为进一步的大动乱创造了有利条件。
埃里克没有错过这样的大好机会，无论联情局还是军情局，他们都适时地为埃里克的决策提供了非常准确的参考信息。精心扶持和结交军方人士是埃里克最为擅长的手法，早已歇斯底里的反判势力欢欣鼓舞，准备趁机成就一番伟业。
被不知名的势力解救出来的荷西·桑胡霍率领西班牙的军事联盟组织，施行右翼独裁的有效统治。在与政府军的交战中，荷西·桑胡霍主动结交德、意两国，以此谋求西欧的话语权。
但是，财政一片空白的荷西，一时间迷失了管理方向，不知从哪里下手。就在这时，从德国进修归来的弗朗西斯科·弗朗哥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为了西班牙全国人民的民主自由，联邦德国愿意给予适当的支持。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好消息，在德国的影响下，意大利也同样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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