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钱伯斯及其他王安系的传统骨干，并不知道顾骜在背后，帮他们暂时挡掉了一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质疑。
也不知道将来面临的跨公司轮岗安排。
这些至少都是一两年之后才发生的事儿，没必要现在就挑明了。
第二天一早，顾骜如期亲临王安公司总部，召集了王安电脑的技术和项目负责人们，听取项目进度、以及对重要的第一方首发软件开发工作，作一些安排。
约翰.钱伯斯目前代理着总裁的工作，所以要负责召集会议。
而顾骜是初次来参会，所以连人都还认不全。
不过钱伯斯都在每个人的座位前竖了名牌，上面还标着职位，倒也省去了直接面对面介绍的尴尬。
顾骜面前，还细致地放了一份人员资料，所有人的资历都写在上面，顾骜一目了然。
王安公司原先的CTO、以及硬件研发部门的负责人，名叫安德里亚.萨根，是个典型的白人技术型官员。
这位萨根博士毕业于斯坦福，所以是公司另一联合创始人卡宁汉的校友——王安的合伙人卡宁汉，就是斯坦福毕业的。
当年王安电脑刚转型做整机、面临上市的时候，卡宁汉回母校托关系找微电子方面的设计人才，有关院系的导师就给他推荐了这位学弟，那已经是1967年的事儿了。所以这位安德里亚.萨根也算是读研毕业后在王安一直工作了整整20年，如今大约45~50岁年纪。
而王安电脑原先的软件研发部负责人是个美籍华人，名叫李威奇。可能是因为汉人在编程方面并不落后白人吧；相比于硬件，软件更容易靠努力拼出来。他比安德里亚稍微年轻七八岁的样子，刚刚四十出头。
这个年龄结构也是很符合80年代末美国电脑公司的特征的。
因为基本上60年代早期以前，世上很少有100%纯偏软培养程序员的。
那时候需要经常使用汇编语言甚至早期机器语言，大多数开发人员都是软硬都懂一些。
70年代初开始，入行的程序员才逐步以纯软件为主。毕竟C语言都是72、73年前后才发明出来。
顾骜跟两人都稍微谈心了几句，鼓舞一下士气，然后对安德里亚.萨根交代道：
“目前你们的硬件配置方案，大部分都可以，但也要做好随时调整的心理准备。这一次的项目，我们的研发任务是应用导向型地，跟以往的研发都不一样，王安时代的节奏，不适合现在。”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萨根很直来直去地按照美式沟通方式追问。
“所谓的应用导向型，就是我们设计新电脑的时候，就要想好让这台电脑能完美运行哪些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软件。硬件除了摩托罗拉的系列CPU不能换之外，其他存储器也好，配套元器件也好，都要以满足功能需求导向，来配合与升级——
如果软件部到时候测试了，觉得目前的硬件配置无法完美运行，我们就改，改到能完美运行，才定型量产。”
安德里亚.萨根嘟囔着耸耸肩：“哦吼，那不就是暴君乔布斯那套了么。我听过我一个在苹果干的老伙计说，三年前麦金塔一代上市之前，那个暴君可是完全不懂行地瞎吼‘麦金塔电脑的开机时间要是不能缩短到4分钟以内，就不许上市。我们宁可不卖，等元器件科技进步了，哪一天能让开机速度缩短到4分钟了，咱再卖’。”
萨根说的这个并不是段子，而是真事。据说当年已经要拟上市的麦金塔一代，在尽力优化后，工程师们给出的方案，依然需要最快4分28秒才能开机。
乔布斯完全是不懂行地瞎下死命令，输出靠吼，威胁工程师们“不择手段，想尽一切办法”，把开机时间压缩到4分钟之内。
乔布斯还有一段据说后来被果粉传得挺广的段子：“想想看，我们的电脑是要让100万用户使用的，每个人每次开机多浪费28秒，就是两千八百万秒，三分之一年了。如果所有人用你们设计的辣鸡开机程序开机两百次，一个人的生命就被你们谋杀掉了。你们这些只算理论莫得感情的凶手！都该按谋杀罪论处！”
不过话说回来，要不是有这种瞎指挥不问原理的暴君，这种事情有时候也做不成。
但凡你换一个会听解释师解释的老板，那就被解释师混过去、作为“不合理需求”回掉了。
慈不掌兵义不行贾嘛。
萨根那番话，却让钱伯斯捏了一把冷汗：“安德里亚！你怎么跟老板说话的！”
幸好顾骜及时展示了他的大度，他对站起身来的钱伯斯摆摆手：“没关系，有本事的人脾气都大，这点我能忍，我就看结果。
我也了解你们美国人直来直去地文化，不要把我想象成中国人，我的美化程度不亚于王安先生，我是基教授的学生，乔治敦大学接受的教育。”
“您真是雅量。”钱伯斯偷偷拿纸巾擦了擦额头，赔笑斡旋，“我看安德烈也不是有意抵触，不如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一代的机型，要满足哪些应用软件的需求。如果确实迫切合理，安得肯定会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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