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每个成功的商人除了自身努力，还必须有机遇的加持。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会做生意的人，除了精通业务，还必须善于发现机会和利用机会，而最大的机会就是顺势而行，将时代潮流变成白花花的银子。
这就是雷军的名言“在风口上，猪也能飞起来”。
对于伍国萤和十三行其他老板而言，这个机遇和风口，当然就是大清国的基本国策“广州一口通商”了。
“清朝实行闭关锁国，但受不了欧洲商船频繁“骚扰”沿海，只保留了广州这一个合法通商口岸，但清朝又实行严格的重农抑商，那么由谁来充当贸易商呢？”
“最开始清朝想到的是官营，由朝廷钦派的官员来负责广州外贸，这就是“皇商”。但这帮吃闲饭的，你让他贪污和偷奸耍滑没问题，让他来负责外贸就属于大尺度跨行了。”
“结果，面对一个躺赚的行业，这帮酒囊饭袋直接亏损严重，常常需要朝廷的救助，你说钱都去哪了？外商怨声载道，朝廷也不高兴，最后只好废除皇商，实行一种新的制度——行商。”
“朝廷将外贸特权赋予一些民间商人，受政府管理，商人取代官员，与外商直接打交道。”
同文行中，掌柜的吴卫荣正在热情的滔滔不绝的讲解着广州十三行的历史，作为一个合格听众的黎汉明也正笑脸盈盈津津有味的听着。
说实话，对十三行的具体历史黎汉明还真不了解，此番听吴卫荣的讲解，倒也显得有趣。
听吴卫荣这么一说，黎汉明顿时明白了十三行实际上就是官督商办，其实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就是这种模式。
“按道理讲，民间商人会蜂拥而至，争取这个外贸特权，毕竟特权就意味着躺赚，但实际上，合格的行商很少。”
“一方面，社会氛围认为科举是正道，经商是旁门左道，而且还是与外国人这些“蛮夷”打交道，很不光彩；另一方面，要当行商，首先就要拿出数十万两银子来能获得准营执照，所以，只有广州当地的少数富商才会报名参加。”
“这就是广州十三行的由来，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十三家行商，数量是波动的，只是最初只有十三家，从而形成了一种俗称。”
作为同文行的掌柜，吴卫荣的眼力还是可以的，他看得出来，眼前这行人来历绝对不简单，他甚至已经隐隐约约的猜到了黎汉明的身份了，所以他也乐于详解。
“而且，十三行的老板，无一例外都是普通人家出身，那些有头有脸的富贵人家，是耻于经商的。”
黎汉明闻言赞同的点了点头，这点的确如此，毕竟如今社会风气在那儿，商业可以说是处于社会末流，就算有钱了，也会把重心放在科举和官场，希望以此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
就以十三行最大的商行同文行的老板潘振辰为例，十四岁就出来打工当水手了，他创下家业死后留下巨额遗产和四个儿子，但三个大儿子都不愿意接班。
比如最大的潘有为，考中进士后官至内阁中书，参与编撰过四库全书，得罪权贵回到广州后，宁愿隐居也不愿意接班。
一个商人家出了进士，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它意味着潘氏一族以后同地方官员的联系越发密切，多了一个可以从中斡旋的人才，同时也可以跻身于士绅之列了。
再比如第二的广利行老板卢观恒，幼年丧父，穷困潦倒，四十岁还是单身。怡和行老板伍国萤，父亲靠卖海鲜养家，自己幼年辍学，在同文行打工
这些人，毫无疑问都是丝逆袭的成功学代言人。
丝逆袭的多寡，实际上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自由度。
当他们当初赌上全部身家创办行商时，必然是如履薄冰的。
祁同伟在人民的名义说，“人生一定要赌，一定要拼。如果你不赌的话，可能你就没有丝毫赢的机会。”
对于立志想做人上人的十三行老板，所幸在时代的东风下，他们赌赢了。当然，也有赌输的，下场凄凉。
因此，当伍国萤这些老板们知道马嘎尔尼访华时，自然是心惊胆战的，马嘎尔尼的使命是废除“一口通商”和行商制度，这简直是要了十三行的亲命。
所幸，马嘎尔尼失败了，怒气冲冲地称中国是“停滞的帝国”。
“一口通商”固然限制了中国的贸易发展，但为十三行提供了发迹和暴富的空前机遇。
当下，中外之间的商流、物流和资金流，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广州这一个城市完成的，历史书中的清朝每年一两千万两的贸易顺差，也是广州这一个城市创造的。
可以说如今的广州是华夏对外开放的唯一一个窗口，这便是黎汉明不得不放下战事亲自来此的原因。
十九世纪之前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当十三行垄断帝国贸易时，他们的行为就会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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