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个举动，无疑证实了我们的猜测。钟爱华问我接下来怎么办，我说你去跟邮递员，你把相机给我，我进楼里去看看，咱们俩晚上在刘记烩面那儿碰头。钟爱华跟小兵张嘎似的，特严肃地冲我敬了个军礼，转身跑开。
这大楼一进门是个开阔的大厅，左右立柱旁各摆着两个落地缠枝大花瓶。正中一尊大座钟，钟上头墙上挂着一幅洛阳牡丹图。这估计是某个事业单位的产业，租给小公司当办公室。我从大楼铭牌上看到，多是会计师事务所、旅游公司、法律咨询、某某驻郑州办事处、图书编辑室之类。人来人往，还挺热闹的。
我径直走到前台，装出特别焦急的样子，说有一封特别重要的信件递错了，必须要找回来。前台是个小姑娘，挺同情我，指了指身后一个大纸箱子，说这是刚送来的，还没分捡到大楼邮箱里。我翻了一圈，里头没有写着阎山川家地址的邮件，就问前台之前有谁拿过没有。前台小姑娘先说没有，后来又说有一家公司是邮递员直接送上去的，不走前台，在四楼，叫新郑图良工艺品有限公司。
我谢过小姑娘，抬腿朝四楼爬去，左拐第一间就是。说来奇怪，相邻的几家公司都挂着黄铜『色』的牌匾，悬着海报，门前打扫得很干净。这家公司倒好，门前堆着几个破纸箱子和废纸堆，门框还留着胶带痕迹，紧闭的磨砂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纸，上面印着“新郑图良”四个字，怎么看都不像一家正经公司。
我一看这名字，就知道肯定有蹊跷。
国家有明文规定，制贩高仿古代工艺品是合法的，制贩赝品是违法的。可是高仿和赝品之间的定义特别微妙，它们的区别，往往只在于买卖的时候是否明确告知『性』质。说白了，同样一件唐三彩，你说这是高仿的您拿好，这就合法；您说这是乾陵挖出来的，就不合法——当然，两者的价格也是个重要参考——所以很多造假者钻这个法律空子，给自己披上一层仿古工艺品的合法皮，公然生产大量高仿品。至于这些高仿品在市面上以什么身份流通，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我在门口观察了一会儿，没着急敲门，而是转回楼下。我跟前台小姑娘攀谈了几句，趁机从纸箱子里偷偷拿走一封寄给本楼一家杂志社的信，又借了张信纸和一个空信封。我在信纸上潦草地写了几句话，放进信封，然后填入阎山川家的地址，撕了张邮票封好，再走上楼去。
我敲了敲门。门很快开了一条小缝，一个女人探出头来，一脸警惕地看着我。我把两封信递过去，满脸堆笑：“你好，我是三楼律师所的，刚才我上楼的时候看见邮递员掉了两封信，估计是你的，给送过来。”
女人的表情稍微缓和了点，她接过两封信，飞快地扫了一眼信皮，然后拈出那封杂志社的信还给我：“这封不是。”
我把信接回去，有意无意往办公室里张望了一眼：“哎？你们是做工艺品的啊？我这认识几个朋友，需求挺大的，有兴趣合作一回吗？”
“对不起，我们这儿不对外。”女人生硬地回答，然后“砰”地把门给关上了。
我捏着信封，望着紧闭的大门，“嘿嘿”冷笑了一声，举起相机拍了几张。这家叫新郑图良的公司，果然是老朝奉的制假产业链中的一环。
我仿佛已经看到一束光芒从天而降，锁定了老朝奉在阴影中的一只脚。距离我把他彻底拖出在阳光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把杂志社那封信送回前台，离开大楼。等我走到刘记羊肉烩面时，钟爱华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我把相机给他，让他送到附近相熟的洗印店去冲洗，有一个小时就能拿到照片。
我们俩进了小店，点了两碗羊汤、两碟小菜，边吃边说。钟爱华告诉我，那个邮递员回邮局以后，跟谁也没接触，直接回了家，钟爱华还记下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把新郑图良的事跟他讲了一遍。
“您没设法溜进去看看？”钟爱华问。
我摇摇头：“我估计这里只是一个联络处，里面不会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贸然闯入，恐怕会惊动他们，得不偿失。”
“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先回北京上报给学会，等他们研究下一步的策略。”我回答道。
“当啷”一声，钟爱华手里的钢勺掉在桌子上，一脸吃惊：“您这就回去了？”
“嗯。”我回答。我出发之前就跟自己做了约定，查出线索适时收手，绝不恋战。老朝奉的障眼法已去，新郑图良浮出水面，再往下查，恐怕就得借助学会的力量了。而学会没有执法权，只有建议权，想动外地的造假窝点，必须通过刘局、方震他们跟当地警方协调，挺复杂的，非一日之功。
钟爱华眉头大皱，满脸的失望：“我还以为您会趁热打铁一查到底。”我有点不忍心，宽慰他道：“时机成熟我会再来的，最多一个月。你放心好了，你的独家报道跑不了。”钟爱华身子往后重重一靠，脸上居然浮出被侮辱的怒意，一拍桌子：“您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做报道是为了揭『露』真相，可不是为了抢什么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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