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斐潜不想要再用什么『清君侧，救黎民，扶乾坤』等老掉牙的名义来进行战争，也不想要让自己和老曹同学的争斗，沦为诸侯和诸侯之间的勾心斗角，变成所谓的圈子竞争。
在斐潜早期，喊一喊这些口号，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么喊，如果说斐潜喊一个为什么服务的口号，说不得当场就吓摊一堆人……
而在当下就不一样了。
很明显，斐潜需要提出一个和山东道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来，而类似于山东之辈喊的那些大义，斐潜就不能用，就算是勉强用了，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虽然说对于春秋无义战，众人已经有了共识，但是不能说就知道『无义』，便去装出一副『大义』来挂在脸上。
就像是斐潜所说的那样，如果单纯的将所有封建王朝的矛盾，都指向土地，显然是不对的。
人和地，本身就是一个缠绕而生的共同体。
因此人口问题，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社会问题，而是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相融合的复杂问题。
人口不足或人口过剩，都会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一个国家应该有理想的人口密度和适度的人口规模，这种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是与本国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禀赋、知识技术应用水平、工农业的生产能力、民众抚养能力都相适应的，是属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
既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就自然需要一个适合的国家制度，去进行调节和干预的。
一个死板的政策，动不动就是祖宗之法，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而在此之下，国家制度的优劣，律法的差异，就体现出来了。
在大汉三四百年间，皇帝大臣难道不知道政令赋税律法等等有问题么？
知道的，但是既然百姓还没到闹腾的地步，因此就没有必要去修正律法么，实在不行拉三公出来道个歉，说一声摩西挖开啊立马塞恩，也不就算是了事了么？
确实，只要底层人民在可以活下去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发动农民起义的。所以统治阶级的相对反应迟缓，是可以理解的，反正只要没到最后一步，统治阶级多半还觉得可以继续让百姓苦一苦，忍一忍。
但华夏整体的社会发展的根本是由华夏广大的民众所推动的，而不是由野心家决定的。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其中的时势，就是民意，而民意来源于就是最底层民众最为渴望的那些事情，那些需求。
也就是说，最底层的百姓的生存状况，才是最终决定了整个社会是否稳定。当基层百姓生存困难的时候，整个国家自然就是不平稳的，不安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后世资本主义国家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便是立刻给底层民众发放福利券，以及类似相关举措的原因。
这是人类在社会性下掩藏的自然性。
毕竟华夏封建王朝之中，可以将人口相对简单的分为基层阶层和统治阶层。
当人口数量增长受到来自于环境抑制的时候，最先也是受抑制最厉害的是基层阶层，而统治阶层由于拥有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往往是不受多少影响的。这就使得tong zhi阶层的人数比例在总人口数中骤然上升，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至少是之前的生活水平，就会想方设法的增加税收，而基层阶层的交税负担就会增大。
华夏既然从春秋就开始高喊以人为本，仁义道德，那么此时此刻，何尝不是将这些喊了许久的『正义』落到实处的一个机会？
即便是斐潜心中清楚，这种『正义』的保质期不能确定，但也终究是好过没有。
在经过了种劼令狐惠等人，有意或是无意的询问和烘托，斐潜也就将最后的结论说出……
『夫四民之业，乃国之基石。士以笃学立身，农以耕稼养命，工以技艺成器，商以通货致富。四者各司其职，相生相养，共济大汉之繁荣。』
『士者，国之栋也。读书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非徒章句之儒，更应致用之才。故士不可不勉于学，以备朝堂社稷所需是也。』
『农者，国之本也。食为人天，农为食本。春播秋收，夏耘冬藏，粒粒皆辛苦。农人勤于田畴，使仓廪实而民心安，国运自可长久。』
『工者，国之巧也。匠心独运，技艺精湛。锻铁为兵，筑土为城，造舟车以利交通。工者之技，不仅为民生之便，亦为国家筋骨之强是也。』
『商者，国之脉也。贾以诚信，贩以公道。商旅往来，货物流通，财富汇聚。商者之道，能令四方之物，各得其所，亦使国家富足，血脉通流。』
『四民之业，各有所长，各有所专。时代变迁，物换星移，四民亦当随时而变，应势而生。是故，四民之分，乃职责不同，非有上下之别，亦无高低贵贱之分。取子之能，展子之才，以职利民，以能兴邦，故为官者，采四民之所长，通四民之所职，以四民之所制，养四民之所生，以兴邦国，以福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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