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王在青州传了七代，弘治年初封时，就在寿光等地，赐田一千二百四十顷，其后不断奏讨侵占，使庄田增到七千多顷，正德年间，又奏讨四百八十顷。
到嘉靖年间，因山东的德王、衡王、沂王、鲁王等藩兼并侵占田地严重，御史清理，发现衡王府合法拥有的赐地是一千一百七十顷。
他们通过更改县册籍而混占的土地，折成二百五十步一亩的官亩，实际为两万余顷，东相当于西南北阔长二三百里。
虽然官府计划清退衡王侵占的田地，但实际上这事最终并没有做到。
直到崇祯末，衡王府的田，只增不减。
崇祯年间，衡王府每岁额派禄米盐银一万六千五百多两，额定文武官三十一员，岁派俸钞雇役银一千五百多两·····军校一千六百九十九名，岁食粮钞银五千五百多两，还有民厨、乐工、斗级、门子等等，共银两万六千多两。
衡王府在潍县隐报的胭粉地两千余顷，草场一千余顷。
山东当时的田地，基本上都在四大王府手里了。
当然，其实这里面也还有问题，就是这些地，其实也不是真正就是王府的，多数是投献、寄名等，百姓把地直接寄名王府下，把该交给朝廷的田赋，变成向王府交租。
王府呢庇护这些人，收的比朝廷的田赋加征数还少，百姓和王府都得利，反正就是挖朝廷墙脚嘛。
这种事，从宗藩到勋戚，再到官僚乡绅士人，都是这般疯狂挖墙脚的。
这也是明末时为什么国家财政崩溃的重要原因，工商税等没有，基本的田赋丁银，结果还被这个钻漏洞。
朱以海的宗室法，就是不管是赐田还是寄名等，统一清理。
他们的田地本身就是取之于国家，如今再收归于国有。
衡藩就保留了朱由棷一人爵位，降为临淄郡王，赐给一千二百亩永业田，其余田产收回官有，宅子赐留一座，其余收回。
商铺作坊以及银钱、用品等都予以保留。
衡王府的田地宅子等，其实在朱以海打回山东前，早被闯军和清军洗劫过两遍了，最后鞑子还把他们的地都给收了。
朱以海不过从鞑子手里接收一遍。
闯军、鞑子来时，朱由棷屁都没敢放一个，但他被送回来，尤其是明军收复青州后，他便一再请求能够还镇青州，并收回自己的庄田产业等。
朱以海一直没同意，让他留在登州。
新宗室法出来，田地彻底拿不回来，爵位又降级，朱由棷很有怨言，然后跟朱由榔等几个在京宗藩一起抱怨不满，恰好原广西提督陈邦傅本只是参将，因平定前靖江王叛乱而升官授爵加平蛮将军。
只是这人封赏后过于膨胀，在广西土皇帝做风，跟丁魁楚狼狈为奸，私立山头。后来朱以海调回丁魁楚，又借平云南土司叛乱为名，把陈邦傅和广西另一悍将焦琏派去云南。
陈邦傅入云南后，胜负各有，但还是老作风，部队没有纪律，到处劫掠，搞的云南人怨声载道。
后来他轻敌大意，被伏击兵败，损兵折将，被朱以海顺势召回朝中，一番讯问后，削伯爵，夺将军印，免提督职，就留在登州挂了个副提督衔坐冷板凳。
这家伙因此对皇帝是诸多怨愤，见从广西召回朝的靖江王朱亨歅也对新政不满，于是暗里挑唆，很快就又拉拢了一些人，结成了一个谋反小集团。
只是这些人谋反也不谨慎小心，事情搞的很多人知道。
锦衣卫轻松就掌握了他们这个谋反集团。
朱以海看完报告，都有几分不屑。
就这群人，谋反跟过家家一样，不扯淡吗？
他们无兵无权，拿什么谋反？
“诸卿以为，此事如何处置？”皇帝问。
总理处的大臣们传阅完这详细报告，都觉得这几个家伙真是胆大包天，也是不知死活。
连鞑子现在都不是皇帝对手，这些人搞这种事。
“既然谋反，那便当诛。”
“谋反，乃十恶不赦之罪，当诛！”
大家意见一致，必须严厉镇压。
朱以海刚起兵时，当时有不少宗室也自称宗室，甚至以天子自居的，如前靖江王就曾公然拒绝拥立朱以海，自称监国，还起兵作乱。他被平定后，朱以海另立朱亨歅为靖江王，让他移镇镇南关。
对于前靖江王处置，也不过是废为庶人，送偏远岛上监视居住，让其自食其力。
甚至如弘光、潞王这两人，也是先送玉环岛监视，后来也是让他们成为平头百姓自食其力。
还是很宽宏大量的。
但当时形势也不同，那时朱以海也不是皇帝。
而现在，他这个皇帝早就名份已定，这种情况下还谋反，那确实罪不可恕了。
“将这些人移交大理寺，着三司会审，按律处置。”
大臣们明白，所谓三司会审，按律处置的结果，便是论罪当诛，夺爵抄家了。
大明三十一位郡王，又要少两家，只剩下二十九郡王了。
不过对此，他们很拥护，天子的宗室新法，怎么也比鞑子对他们强啊，凭太祖的福荫，他们也享受快三百年的优遇恩养，如今国难之时，无功却还想谋乱造反，这种人绝不该可怜。
“此事也不要随意牵连扩大，把这几个不知死活的家伙处置了便是。”朱以海最后不忘记交待一句。
真要扩大化，趁势清洗一波也是可以的，但他觉得没什么必要，仍然还是要注意影响，加强团结，不是搞内斗的时候。
他们要不是公然谋反，朱以海甚至都可以暂时网开一面的。
只怪他们自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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