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如果粮价过低，也会出大问题。
就好比唐代，贞观三年，天下大丰，斗米二三钱，这就不是好事，一石米才二三十钱，那就是物贱钱贵，意味着商品流通不足，出现了通货紧缩，产生钱荒。
所以刚开始李世民很得意，我这在位才几年，一斗粮才卖二三钱，天下盛世啊。但懂经济的大臣告诉他，大错特错，天下要出大问题了。因为物践钱贵，则百货不通，万商束手，对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换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简单点说，将出现大萧条。
哪怕是在农耕时代，国家也不可能离开工商的。
唐代钱荒严重，钱帛兼行，甚至拿米麦也兼做交易都还不够。
朱以海也知道粮价便宜，其实表面上好看，但是明代仍然还是农耕为主的社会，大量的百姓都只靠种地卖粮为主要收入。
粮价过价，则农民的收益就过低，而农民向来是王朝兴盛的压舱石，他们一旦难以温饱，那整个天下都要动荡不安。
一个青壮农夫，也顶多能种上十亩地，一家五六口人，一年就要十几石口粮，如果按中田中收，每亩平均二石半算，十亩也不过二十五石粮，一家五六口，起码也要十五石口粮，最多就能剩下十石粮，还没算种子。
这还得是自有田地的情况。
十石粮还得缴税，还得各种开销，所以基本上是没剩余的，还得搭着菜瓜等节省口粮，才能勉强度日，连温饱都难，更别提什么消费购买能力，也别提什么抗意外灾荒的能力，这就使的整个王朝的抗风险能力都很弱，因为农民是王朝这个大桶的短板。
其它板子再长，可这块板子太短了，那都白搭，一样漏水。
没地的佃户收益更低，他们往往要把一半的收益上缴给地主，更留不下什么了。
就算再做些家庭养殖、纺织手工等，也不过是勉强度日。
所以要想社会安定，长治久安，朱以海苦苦思索数年，最终得出一个结论，除了减轻农民、佃户这些底层的税赋负担外，还得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
把官田变卖给他们，让他们拥有土地，掌握生产资料，成为自耕农。适当提高粮价，甚至建立长久的国家收储制度，遇丰年提高些价格收购，避免谷贱伤农，灾年则放粮出仓，平抑些粮价，保护那些买粮吃的手工业者等。
“今年百姓的地丁银，仍然允许大家自由选择是交粮还是交银钱，不管是本色折色，都要严格按照朝廷所订标准，不得浮收、火耗这些。”
“除征收的地丁本色粮入仓，各地粮站也要抓紧把统购粮收上来，此外常平仓，也尽量把百姓手里头富余的粮食和买入仓，各地粮仓做好收储工作，仓中有粮，心中才能不慌。”
“各地粮铺新粮上市，但米麦得保持好价格，一两一石，其余旧米、大豆小米玉米高粱等也要严格按照相应价格，不能乱涨价，也不能乱降价，要保持稳定。”
一丰收就大降价，一遇点灾就大涨价，粮食价格大起大落，也必然会带动其它商品百货的价格起伏波动剧烈，这会严重影响经济稳定的，朝廷必须得发挥压舱石的作用。
丰年时保价收储，歉收时平价放粮平抑价格，保经济稳定，保社会安稳。
“常平仓不仅要收储粮食，其它一些重要民生物资，也得要通过和买制度，积极参与，维护市场，保证经济和民生。”
常平仓这玩意，其实从唐代到宋朝，一直都是有的，甚至明朝以前也有，效果也曾是很好的。
“今年河南和河北两省，情况还是不容乐观的，山东得调拔粮食救援，如今河南还在围颍州、南阳，河北虽然几乎传檄而定，半个河北都已经归附大明，也就剩下翼州、河间、保定、天津、易州、顺天、宣化、遵化这直隶北半部了。”
滹沱河以南，几乎尽为明有。
土国宝和马国柱两人，可以说都让朱以海大为意外了。
而丁启光、许定国、李化鲸等这些原河南山东的团练、义军们，现在都主动的离开了中原，一窝蜂似的跑进了河北。
原因嘛朱以海倒也能猜到，他年后开始着手控制河南山东两地，要整编甚至裁撤这些外镇、团练、义营，这些人心里还是不太愿意的。
于是趁着河北形势大好，全往河北跑，朝廷现在要的是河南山东两地的控制权，至于河北还是山西暂时没太多要求，如土国宝等部，虽然也授以编制，划分营伍，还派了副职，但基本上也还是由他们自由折腾的，什么征粮收税，攻城掠地，甚至缴获所得这些，都很自由。
不愿意马上被整编的各路人马，就全往河北跑了，朱以海倒也乐得这个局面，让他们去河北折腾，正好还可以虚张声势，吓唬鞑子他要进攻北京呢。
这些人离开后，河南倒是局面安稳清晰了，但河南先前没能如山东这边整顿的好，所以今年夏收后，依然面临着有大量土地荒芜，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
还得需要山东支援，江北那边要供应围颍州甚至是防湖北的御营兵马的粮草，也顾不上。
现在朱以海还得从山东就近调拔些粮食给跑去河北大闹天宫的这各路人马，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去了河北，对眼下形势还是有不少好处的，朱以海也就只好想办法给他们解决不足的粮食供给问题了。
总不能又要收回河南山东，又想让他们去打河北，还啥好处都不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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