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问明朝的内阁为何在后期皇帝不上朝也能运作，这里说一句。
中国的内阁最开始，按照资料显示，应该在唐代唐玄宗时期就开始在宫延内阁设置翰林学士，这原是一般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不计官阶，也无官署，只是在宫延内的学士院住宿，以待皇帝不时宣召，代皇帝起草文件。
当年因贞洁道士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其实就任过这个官衔。直到唐德宗以后，翰林学士这个职务才日趋重要，由于兼有顾问、幕宾、清客的身份，整天不离皇帝左右，常有进言的机会，有希望参与政务，直至升任宰相，所以为仕途中人所羡慕。后来习惯以翰林学士为清要之选。几乎不是翰林出身的人就不能正式拜为丞相。
到了宋代后，沿袭唐代制度的。唐代有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亲信顾问之官，其地位很重要。到了宋代，又特定其资权，变成了一种清要而又显贵的官员了。宋代能入翰林学士院任职的，都是一些文学之士。学士中资格最老的称翰林学士承旨，其下称翰林学士、知制诰。承旨不常设，其他学士也无定员。学士院的职权是负责起草朝廷的制诰、赦敕、国书以及宫廷所用文书，还侍皇帝出巡，充顾问。实际是皇帝的秘书处和参谋官员。地位进一步被抬高了，到后来与实际掌政权的政事堂(中书门下)枢密院居平等地位。翰林学士知制诰即以代皇帝撰文告为专职，有的称“承旨”。冠翰林之名而不属学士院的，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这些所谓经筵官，以在皇帝左右进讲书史为职。皇帝很需要收罗这批饱学之士作为“智囊”，故倍加恩宠。此后，凡执政大臣，多授予某某殿大学士的荣誉衔，以表示尊崇。
到朱元璋建立大明后，朱元璋鉴于历代宰相职权太重，容易对皇帝的统治形成一定的威胁，决定永远废除宰相一官，并撤销中书省、尚书省，改由六部尚书分担国务，直接受命于皇帝，以期权力高度集中。但是皇帝个人毕竟不能万事都通晓，又不得不在殿阁之内招集一群顾问，据统计，废除丞相制以后，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朱元璋有穷苦出身的底子，每天处理这么多奏折，文件还是有些吃不消，有一次，户部尚书茹太素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命人读给他听，读到一半的时候就用了近三个小时，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的套话，朱元璋当机立断，告诉手下人不要读下去了，数了数数字，已经有一万字了。
朱元璋气急了，命侍卫将茹太素抓来狠狠地打了一顿。
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感觉废除丞相给皇帝带来的种种弊端，经过深思熟虑后，仿照唐宋旧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以其常授餐于“大内”(天子宫殿之内)，常侍皇帝“殿阁”之下，起宰辅的作用，为避宰相之名，故名为“内阁”(见《明史•；职官志》)。
自此，内阁在明朝正式落户，但当初内阁的权利并不大，有点内似唐朝的翰林学士，品秩为正五品，其主要权力只是顾问。
靖难之后，朱棣从侄儿手中夺取了江山，他虽没有朱元璋一样独揽大权的雄才伟略，但一次又一次的御驾亲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想象一下从京师到漠北运送文书的荒谬），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应运而生。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内阁制度至此建立。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然而，“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也就是说：内阁此时仍然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不是权力机构。
内阁真正进入权力中心的是从明仁宗朱高炽开始，明仁宗朱高炽，因杨士奇、杨荣等为东宫旧臣，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之后杨士奇、杨荣等人均兼有尚书职位，虽然身居内阁，其头衔均以尚书为尊。自此，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
到他儿子明宣宗时，内阁权力开始上升，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辅政）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至此，明朝的内阁算是进入了权力的中心。
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年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后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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