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郭斌不晓得自己的一封信，一首诗又惹得京师震动，他正忙着送王越南下。
王越受何进的嘱托，要将王允一路护送到颍川郡，直到其安全为止。如今人已经安全抵达，想来王允若是呆在阳翟县城中，不自蹈险地，于安全上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阳翟县中高手如云，想要在郭斌的眼皮底下害了王允，那是千难万难，便是以王越之能，亦没有全身而退的把握。
任务既然完成，王越便也应该走了。
况且王允自从到了阳翟县后，便与司马徽极为投契。他于儒学上造诣极深，对新鲜事物又很有兴趣，因此自来到阳翟，几日之内，便曾多次去阳翟县学中登台演说。阳翟县学在司马徽的主持下，好生兴旺，非但以郭斌所创各门科学为教科书授课，更是常常邀请各地极负盛名、学问通达的名士们前来讲学。如今阳翟县学的讲堂，已俨然成为各家大儒传播自己思想的重要平台，许多名士、大儒，都以能够成功在阳翟县学发表演讲为荣。
然而，随着阳翟县学的赫赫声名传播出去的，便是其中学生们并不甚尊重演讲者的“恶名”。因为每次演讲中都有提问的部分，这些学生一个个思维活跃，精力充沛，却又多是见多识广、言之有物。他们所提的问题，更是千奇百怪、刁钻可恶，许多成名多年的名家便是被这些半大小子们问得张口结舌，因此坏了名声。
所以说，阳翟县学让整个文坛又爱又恨，若是有真才实学，能够将众学子折服的，自然会获得极高的声誉，更有机会被阳翟县聘任为客座教员；而若是有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者，则定会被问得哑口无言，声名扫地。
王氏家族是山西的名门望族，世代担任州郡要职，在当地影响很大，威望颇高。王家世代以诗书传家，家学渊源，而王允天资聪颖，独具慧质，深受上辈们的喜爱和赏识。少年时期，王允就已经成为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才子，远近文人学士都对他刮目相看。习文章、阅经典之余，王允还坚持习武强身。他崇慕卫青、霍去病的威猛和气度，同时也佩服他们誓死卫国的精神。认真不懈的文修武练不到数年，王允便出落为一名文韬武略无不精通的全才。
非但如此，由于出身上层士族世家，平日除了习文练武之外，王允也经常跟随父辈们出入官场，结交许多世家名士。一时之间，少年王允不仅在同辈中间脱颖而出，而且在整个山西也小有名气。正是因此，王允非但于儒学造诣上浸『淫』极深，更是眼光开阔，见识广博。
这在极重实用，崇文慕武的阳翟县学之中，自然极受欢迎。
若说在古代的西方，于数学、哲学、物理学、天文学等领域为何会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者，而中国却是除了春秋战国之外便极少有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这其中极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大小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形态，与西方小国寡民的特征极为相似。因为只要不是天下大一统形势的国家形态，各个国家之间便会出现竞争，而竞争便会出现对于人才的渴求。所谓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反过来说同样极有道理。只要有需求，便会有人出来提供你所需求的东西。
正是因为天下诸国为了在群雄逐鹿的『乱』世求得生存，其对人才的渴求便会刺激天下人为了寻求奋发图强的道路而努力创新道路。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才会出现诸如儒家、法家、墨家、兵家等各家学派。这些学派所以出现，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同时也是为了卖与帝王家。
另一方面，中国人极重实用，只有在现实中“有用”的学问，才会受人追捧。不像古代的西方城邦，本多为岛屿山地，单纯的农业经济极难支撑起城邦的运作，许多人便不得不去海上讨生活，又或者经商求富。中国以农业为根本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依靠农业生产是发不了大财的，所以成立自己的国家，收取赋税，才是最省力，也是最赚钱的买卖。
可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至今四百余年，整个国家一直处于统一的状态。在天下人认识到，建设自己的国家并不现实后，出仕做官便成了精英阶层的唯一选择，所谓学而优则仕，也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的。
因此，中国的精英阶层都去做官了，哪里还有工夫在那里着书立说？不是说中国没有那么多闪耀着光芒的智慧，而是这些智慧都融入到现实生活中，其流传的方式，亦多限于家学。这就是为什么，此时的人们讲究家学渊源，因为家学渊源便意味着你有丰富的知识，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也将会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王允文武双全，是真正的才智超卓之士，其既能名留青史，此时得到司马徽的认同，得到整个阳翟县学的追捧，自然是极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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