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边疆的战鼓响了足足半年，高务实在朝中却不可能只关注这一件事。事实上，他甚至还有比西北拓边更要紧的大事在这半年中持续推进。
话说在泰昌元年春闱之后，不知是不是由于高务实日常表现得极其忙碌，似乎有忙不完的政务需要处置，因此在王太后的授意下，司礼监以小皇帝的名义下达了一道谕旨，特许顾命元辅靖国公高务实在公务繁忙时留宿文渊阁，并单独调拨“郑李之乱”后刚刚完成整训的净军一个营负责守卫。
这自然是极其严重的违背祖制，因此在圣旨下达的当日，高务实就赶紧上疏推辞，但被驳回。次日，又有一大堆京官——尤其是御史们上疏表示反对。反对此事的京官不仅有已经为数不多的心学派官员，也有不少中立派官员，甚至连实学派官员都有五人上疏反对。
反对的理由自然是现成的：违逆祖制。然而，大伙儿心里都清楚，祖制其实反而不是反对的关键，真正更关键的是，小皇帝才不到五岁呢，太皇太后又去了京郊佛庵修行，如今宫里真正说了算的只有一个正值盛年的太后……
的确，圣谕确实说了，只是特许元辅留宿文渊阁，也就是内阁办公的场所，此处乃是前宫，不是后宫，别说太后、太妃之类不可能出现，就算宫女也是没有一个的。
可是，这种事你但凡有个苗头，就架不住民间会瞎传啊！再说，皇上年纪这么小，他哪里能下这道旨意？说白了，要么是王太后的懿旨，要么就是高元辅自己的意思！岂能如此！
高务实自己也很纳闷，王太后此人一贯以来极其守礼，按理说不该做出这样一个明显有违礼制的举动才对，可是她偏偏就做了，甚至没有在事前与自己打个招呼……这是为何？
他把东厂提督田义找来，私下询问宫里这两日是否有何异动。田义似乎也猜到了高务实找他来的原因，大概是提前做了些功课，一听高务实发问，马上回答道：“太后这段时间在读《霍光传》。”
高务实即使一贯镇定且演技出众，闻言也不得不微微色变，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问道：“依厂督之见，太后是何心思？若是忧心本阁部擅权揽政，本阁部明日便可上奏辞疏，返回新郑，悠游林下。”
“元辅多虑了。”田义却笑了起来，安慰道，“依奴婢之见，太后对《霍光传》的理解恐怕异于常人，乃是以霍光为安定天下之重臣，于皇帝而言，更是半臣半父之态……元辅，您可是先帝临崩前为今上钦定之‘亚父’，留宿文渊阁又有何不妥？”
高务实沉吟不语，总觉得田义这话虽然也说得过去，但真实情况似乎不应该如此简单。
田义见元辅似有不信，又道：“元辅莫要忘了，将您留宿宫中，可并不是太后开的先河——此前在南京时，先帝不也将您留宿南京皇宫么？先帝做得，今上偏做不得了？”
道理似乎讲通了，但高务实仍于次日上疏再辞，但此番依旧被驳回，驳回的理由也很巧——司礼监正用了先帝朱翊钧在南京将高务实留宿宫中作为对“违逆祖制”的反驳。
这下子，宫外一时安静下来了——祖制之外的那个反对理由，他们到底不好乱说。
然而高务实又再次上疏推辞，理由是先帝在南京并未广蓄妃嫔，臣留宿宫中虽然开了先例，却也正如先帝所言，是便于处理急务。然而眼下虽然朝政忙碌，却也不至于要大半夜打扰皇帝——其实大家自然知道，本就没什么打扰的，朝政压根就是高务实一言而决，五岁不到的皇帝能发表什么意见？真让他发表意见，那才是要出大事呢。
然后，就等来了第三道谕旨，外加太后懿旨。谕旨、懿旨均表示，元辅的担心确实也有道理，但加派净军在夜间守卫文渊阁本就是为了避免流言蜚语，元辅不必再辞。另外，二旨又表示，若朝臣仍有疑虑，可着都察院在元辅留宿文渊阁之夜，皆选派一二御史同住，庶几可免忧心。
这一下，不惟高务实，连带外廷也没什么多话好说了——又是派兵“保护”，又是准许御史相伴，还要怎么着？宫外的反对因此偃旗息鼓，高务实也只好接受了这一“恩赏”。
到李如梅出兵塔什干的那一日，高务实已经留宿文渊阁多次。不仅如此，他还下达了另一道阁令：若内阁有急务相召，东华门夜间当许朝臣入阁议事。这一下，倒仿佛坐实了他高元辅的确忙到日夜不分。
这夜的文渊阁内烛影摇红，高务实握着羊毫的手悬在半空中，墨汁在宣纸上晕开个不规则的圆斑。案头摊开的泰昌元年新版《大明会典》被翻至《学校》篇。
纸页上，“府州县学教授经史”的条文旁，用朱砂密密麻麻批注着“算学当明田亩勾股”、“农学宜讲粪壤之宜”等字。窗外的雪不知何时停了，月光透过冰花窗格，在他大红纻丝的坐蟒袍上投下细碎的银鳞。
“元辅，叶天官到了。”负责夜间伺候的小宦官掀开棉帘，寒风卷着雪粒子灌进来，吹得炭炉火星四溅。高务实搁下笔，见叶向高正跺着脚解下狐裘，腰间玉带扣上还凝着未化的冰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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