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由不得高务实不生气，因为在他的思考中，导致明亡的因素虽然很多，但是巨大的灾害和明朝应对灾害的无能，一定在其中占据了很重要一个位置。
本来明朝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朝代。后世邓云特先生曾有统计，说：“明代共历二百七十六年，而灾害之烦，则竟达一千零十一次之多，是诚旷古未有之记录也。计当时灾害最多者为水灾，共见一百九十六次；次为旱灾，共见一百七十四次；又次为地震，共见一百六十五次；再次为雹灾，共见一百十二次；更次为风灾，共见九十七次；复次为蝗灾，共见九十四次。此外歉饥九十三次；疫灾六十四次；霜雪之灾十六次，则其尤次焉者也。”
而高务实还曾经看过一篇学术文章，该文章称：如果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为统计单位，对明代的主要灾害种类洪涝、旱灾、地震、雹灾、蝗灾、风沙、疫灾、霜雪灾害数量做一统计的话，其全国八种灾害的总数为6199次，其中包括了一次灾害涉及两个或多个省区的情况，因此这一数字不免有些扩大。
如果减去这些重复计算的灾害次数，明代这八种灾害的发生次数也不少于5700至5800次，而这一数字远远超过邓云特先生所得出的1011次。
就各个灾种来说，洪涝、旱灾、地震三种灾害均超过了1000次，而洪涝灾害更是达到2000次之多，平均每年发生洪涝灾害达7次之多。
就各省区来说，北直隶、南直隶、山西、山东、陕西、湖广、浙江、河南等省区灾害频繁，其中北直隶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92次，平均每年发生灾害近4次。而有些单次灾害，则波及面非常广，危害十分严重。
如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疫灾波及217县，华北平原人口总死亡率在50～90%不等，江南地区为20～30%，其状况简直惨不忍闻。
当然，对古代自然灾害做统计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那篇文章的作者也表示，不敢说自己所做的统计完全符合明代自然灾害的实际情况，但至少能大体反映明代自然灾害的基本情况。
试想一下，如此频繁且严重的灾害，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朝，偏偏明朝从朝廷到地方，对于赈灾救灾的工作又十分不力，你不灭谁灭，你不亡谁亡？
但是，高务实既然以救明为目的，光嘴炮抨击而不解决问题，那没有任何意义，而要解决问题，则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首先要做的是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
有明一朝赈灾救灾之不力，是他们不愿意为之吗？肯定不是，从天子到群臣，大家都是读圣贤书的，不管读傻没读傻，至少知道民为社稷之本，也至少知道“仁”乃儒家核心思想之一，又怎么可能不愿意赈灾救灾呢？
所以这其中必然有原因，导致他们没有做出太多的救灾举措。
既非不愿，便是不能。
不能者，力不能及也。
高务实在开封府向粟永禄建议以工代赈、以工代抚之时，就已经发现了他们力不能及的原因——无他，没钱而已。
在大明，不管是朝廷中枢，还是地方衙门，相较于中国其他朝代，有一个最显着的特征，就是穷，而且穷得那叫一个骇世惊俗！穷得根本没有能力去赈灾、救灾，后来没办法了，朝廷甚至主动退出了赈灾救灾的主体。
这可不是高务实危言耸听，朝廷居然退出赈灾救灾的主体？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他以前跟人键盘论战的时候，曾经找过许多资料，至少从万历、崇祯两朝的灾害救援来看，就是以民间自救为主，其中富商富户的捐助，已经取代朝廷而成为了主力。
例如崇祯十四年的浙江饥荒中，祁彪佳见“流移乞丐死者日以五六人计，恻然怜之，亟拟赈救”。而当地政府的唯一作为，就是对他的行为表示支持，当然也进行了一点点捐助——而且可笑的是，这个捐助还是以个人名义：知县等人集资捐助了大米30石，大约相当于4000斤粮食。而御史陈公祖念“一乡之情”捐助15石。另外，不归地方管辖的主管盐政的守宪老爷捐助了150两银子。
其他绝大部分粮食、钱财，也皆为富商富户捐助，另外，富商富户们还资助并组织开荒种田6800多亩。然而，富商富户毕竟能力有限，也不可能倾家荡产来捐助救灾，所以一般救济只限于当地，而“百里之鲜花难不生毒草”，有好心的富商富户，也必然有坏了心肠的富商富户，趁机大发国难财的人也不在少数。
而使得朝廷窘迫如此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贪官污吏吗？
贪官污吏哪朝哪代都少不了，难道明代独多？显非其然，最起码清末的贪官污吏怎么看也比明末更胜一筹。
是皇帝剥削百姓太狠，自己穷奢极欲吗？这就更好笑了，明朝皇帝一餐饭才吃几个菜？隆庆爷喜欢吃驴肠，但吃驴肠的话，内府需要提前购入而现杀，有浪费的嫌疑，居然就被御史言官给骂了，结果隆庆帝老老实实下旨让内府减少购驴，这都被记录了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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