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要真说来，地主阶级内部也有分化，如军功地主阶级及豪强地主阶级。
然而随着历代皇帝削弱地方郡国势力、强化中央集权，这致使军功地主已经无法再对大汉造成诸如“七国之乱”之类的实质性的威胁。
虽然军功地主的地位和影响力开始大幅衰落的转折点在汉景帝时期之后，但是在汉惠帝在位时，取代军功地主地位的豪族地主就已经开始逐渐崛起。当时为了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并扩大财政收入，曾允许豪族地主及商人阶级通过“买官”的方式进入行政系统之中，以此来冲击把持政治多年的军功地主。
同时，随着西汉社会内部的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豪族地主的势力也愈来愈大。再加上后期所修改的赋税政策明显偏向于豪族地主（削减田赋，但却加重人头税的税率），直接导致军功地主和豪族地主的地位逐渐有了互换的趋势。
到了刘据登基之后，其势头已经成型了。
接下来除地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外，还有被统治阶级农民阶级、奴隶阶级。
首先是农民阶级，其也分为两类，一类为自耕农。说来自耕农的生活尚算是不错。
在汉代，人们模彷孟子所刻绘的乡村蓝图——孟子在他的文章当中提出，一个五口之家的生活状态当时：要“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就是五亩大的一块田宅，周边种上桑树；“五十者可以衣帛”，人到了50岁就可以穿上丝绸的衣服；然后你家里再养上一些小鸡、小狗、小猪，“七十者可以食肉”，70岁的老人，每顿饭都可以吃上荤腥。
《居延汉简》中记载了居延这个地方一些人的生活状况。有一个叫礼忠的人，他有500亩土地、1座宅院、3个奴婢，还有车辆和牲畜，总计价值在15万左右，这个15万，大概还达不到汉代一个所谓的“中产”的标准。也就是说，其属于“下户”。
除此之外，随着汉朝不断攻伐，疆域不断扩张，新扩张的土地，大汉不断迁徙人们往边疆去开垦，开垦出来便是大汉皇室的公田，开垦之后归国家所有。当然国家会把这些公田借给平民耕种，等到耕种了一定的时间之后，这些公田就被分给底层的平民使用。
当然，因为田地的地理位置一般在边疆，各方面条件都不如已经建设好水利设施、肥田完毕的腹地的土地好，且需要防备边疆部落也好、边疆国家也好的侵袭。
除自耕农之外，还有雇农和佃农。其或依附于军功地主，或依附于豪强地主，还有一些以血缘为纽带而与地主阶级联系起来，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
其次便是最低级的奴隶阶级了。
《汉书·景帝纪》中这样记载:“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
其中的“奴婢三万人”其身份便是奴隶。
西汉的奴隶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两类，一部分是上面所说的“奴婢三万人”中的官方奴隶。这些人在官府中为奴，虽然也没有人身自由权利，但是相关待遇明显比私人所属的奴隶要好得多。他们卖身给官府，在官府中从事劳作，在官府规定的地方生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官府的人不会对这些奴隶，进行非常严厉的管制，只要奴隶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得到比较稳定的生活环境。
而另外一种便是人生自由被私人控制的奴隶。这部分的奴隶，大都是失去了自己土地的农民，他们在没有了赖以生活的生产资料之后，把自己作为了商品，卖给了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当地的大户，拥有着丰富的生产资料。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了一部分并不是非常富裕的小康之间购买奴隶为自己从事劳作。
当然，无论是官方奴隶还是私人奴隶，在西汉社会，无论奴隶是因为什么原因成为奴隶的，他们的奴籍也就确定了下来，官府登记在册的也是他们的奴籍，和一般的民众有着很大的区别，官府的很多政策，这些奴隶都无法享受，他们基本的人生安全，都不受官府保护。
上面的这些信息在刘进的脑海之中不停翻动着。
此时，刘进颇有一些犹豫。
从作为统治阶级来说，若是想让老刘家将皇帝之位坐的更稳，必须要让自耕农这一群体不停的扩大，地主阶级可以产生富户，但其规模必须严格受到限制、陵邑制度，包括各种渠道的定期收割必须进行。
只有如此，他们老刘家的皇帝之位才能越做越稳定。
但皇帝却也得依靠非刘家之人协助统治，只要世家大族源源不断的有人为官，依仗其影响力，终究会形成地方上某家族说了算的豪强大族。
从作为一个有着超前眼光的进步者的角度来说，超脱老刘家坐稳皇帝之位狭隘，推动整个华夏历史进程进步，就得将大汉由封建主义社会变为资本主义社会。
目前大汉正处于封建社会的初步发展阶段，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按理来说在大汉，社会不应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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