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妇女还不老实，出来之后又往上跑，半路上被拦回来好多次，答应帮她解决问题，但回来之后她提出了补偿条件，要把这些年往上跑的路费报了，结果被人家录了音，又给定了个敲诈勒索。
好不容易出来了，她还不死心，还想往上跑，于是就被人天天盯着，去哪儿都有人跟着，尤其是上面开会的时候，手机都被定位了，家门口天天停着几辆车，专人看着她。
这件事情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她的大女儿原来是在单位上班的，结果她总是往上跑，女儿被单位派回来做她思想工作，做不通工作就不让她大女儿回去上班，最后大女儿的工作也丢了，男人也瘸了，果树也死了，家里都没法儿过了，她一个妇道人家也没什么文化，冤的实在没招了就跑到人家办公室去下跪，结果又被人用扰乱办公秩序的罪名抓起来了。
由于她频繁的过激行为，最终被人拉来做了鉴定，也可能她真的有病了，鉴定成了妄想障碍，于是就被强制入院治疗了。
在妇女讲说的过程中，女同志和本病区的医生回来了，见二人在听妇女说明情况，医生主动跑到办公室拿来了这个妇女的病例想要交给吴中元，但吴中元没接，医生尴尬退后，将病例放到了桌上。
这个妇女都遭受了什么吴中元不知道，但他清楚的发现医生自她身边走过的时候她吓的直哆嗦。
见医生来了也不敢阻止她向吴中元诉苦，妇女开始更加详细的讲述前因后果。
负责陪同的女同志发现事情闹大了，便离开了休息室，前去向院方领导汇报。
与其说是讲述，倒不如说是诉苦，妇女一边说一边哭，几次险些背过气去。
不等她说完，院方领导也都到了，见吴中元脸色很难看，也不敢主动进行解释，只得忐忑的站在一旁。
一上午没干别的，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妇女才将情况彻底说清楚，最初的矛盾其实也很简单，她家的果树是十年树龄，旺果期，一棵树赔四百，而她邻居家是六年的树，一棵也赔四百，所以她们家就不同意。
院方也知道事情闹大了，通知了将妇女送进来的那些人，那些人来到之后主动向吴中元说明情况，包括相关政策，也出示了妇女下跪拉横幅等一些过激举动的视频。
院方也趁机出示了妇女的病例和各种检验报告，证明这个妇女的确有精神病，而且实施方法也没有错误。
四百一棵的果树就是最高标准了，主干直径达到十公分的就是四百一棵，十公分和二十公分都是同一个价格，这个赔偿标准都是统一的，给她四百也不算欺负她。
而对于妇女的相关处理也都符合办案程序，适用的治安等一系列处罚条款也是正确的，说白了就是妇女的一些行为的确是触犯了相关法规。
在相关人员冲吴中元说明情况的时候，妇女自一旁哭喊诉苦，只道自己的果树多好多好，一颗赔四百她们真的接受不了。
吴中元始终没有表态，虽然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执行者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很大的机动余地，可以大事化小，也可以小事化大，不过一个是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的农村妇女，一方是熟悉各种规定和法规的人，这种对抗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
这种事情若是彻查影响面可就大了，考虑到不是自己的朝代，吴中元只能提出了建议，让双方回去友好协商，妥善处理。
妇女的病情也并不是严重到非要住院治疗，在加强陪护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出院的。
与吴中元的克制相比，方奕显得很气愤，冲相关人员说道，“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出了问题你们要积极解决，而不是去打压捂盖，公务人员的工资待遇那么好，为的是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让你们拿着国家赋予你们的权力去作威作福。”
“领导，她是个刁民，我们的赔偿标准没有……”
不等对方说完，方奕就打断了他们的话，“刁民？这是你该说的话吗？如实反映问题就成了刁民？我问你，就算赔偿标准没问题，砍树的人呢？打人的凶手呢？事发至今已经六七年了，你们抓到凶手了吗？你们是抓不到还是不敢抓，还是压根儿就不想抓？”
这年头儿配枪的人少之又少，众人不知道他什么来历，对于他的训斥也不敢再反驳，只得尴尬点头，连连称是。
方奕又冲那妇女说道，“回去好好协商，把问题处理了，告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他们都是拿工资的，你不干活儿就没饭吃，耗不起的。”
妇女心情激动，嚎啕大哭，宣泄心中郁结多年的冤屈。
调子定了下来，一行人也要离开了，待众人出门，方奕又追了上去，冲那妇女笑着说道，“对了，有件事情我得提醒你一下，虽然精神病患者打人可以免除刑事处罚，但你也不能破罐子破摔，更不能隔三差五就跑到办公室去挠人家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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