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七年二月。楚国伐齐大军的先锋开进了楚国北方的符离要塞。
符离要塞往北去就是宋国，往东去则是仅存的一些东夷小国，这些小国以前大多依附于齐国和南方的越国。因为这些小国都算不上强大，所以符离要塞的城墙建得甚是简陋。然而即使如此，符离塞也算是楚国在东方和北方的边陲要塞了。
在得知楚军已经到达了符离要塞时，身在宋国的戴言也是立即就动身前往符离要塞。在这里，他见到了楚国的左尹昭睢以及左司马昭滑。昭睢是负责在楚军粮草供应的，一见到戴言他就问道：“公子曾言宋国将放开宋国的边境给我楚国，也会尽全力保障我楚国的粮草供应，不知公子想怎样做？”
戴言说道：“我宋国放开边境，并不是全部放开的，只有东部的萧邑、彭城、丰邑以及留邑贵国可以通过，其他地方是不能放开的。而供应楚军的粮草，也很简单，我宋国从陶丘正常收购粮草，再将粮草运到楚军前线，在此方面，我宋国只收取一成的差价作为粮草供应的辛苦费。当然如果贵国嫌我国收取的费用太高，贵国也可以自己从陶丘收购粮食，我宋国绝不阻拦。”
一成的差价作为辛苦费，这个确实算是比较合理了，昭睢心里想道。古代行军作战，粮草的供应是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没有粮食，再精锐的军队也可能一朝崩溃。孙子兵法有云：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只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军队才能有战斗力，而向千里之外供粮则更是无比艰难。因而孙武极为提倡因粮于敌，也就是从敌国抢粮食。并且认为，假若真能因粮于敌，其效果则是“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
像这一次楚国大军伐齐，大军北上可真的算得上是远赴数千里外作战了，如果要从楚国国内给前线供粮，其中最近的也是从淮北陈蔡故地往北方供应，这花费也是不算少了。而宋国愿意从陶丘收购的话，凭着宋国国内水网密布的优势，又是就近供应，那么楚国在这次战争中所花费的成本绝对是比齐国都还要低了。昭睢内心大喜，然而却丝毫不显露出来，随后他对戴言说道：“既然宋国如此盛情为我楚国供应粮草，我楚国怎么可能会不嫌弃贵国收取费用太高呢？这样吧，既然贵国这么辛苦的为我国供应粮草，我楚国堂堂五千里大国，当然也不能亏待贵国，就将粮食价格上涨三成作为贵国的辛苦费了，你看如何？”
昭睢竟然主动提高价格？天下间有这么傻的人？戴言开始还不了解详情，随后他看到了昭睢那一副意味深长的眼神，有些明白了。于是他说道：“既然左尹如此说，那我宋国未来必定感激楚国，感激左尹的大恩。”
随后昭睢取出了一支竹简，将其递给了戴言。戴言拿开扫了一眼，随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昭睢果然是想要收取好处，那多出来的两成差价，昭睢要收取其中的一成半，而剩下的他则分给了戴言。对于这样的决定，戴言也是不会拒绝的。于是他对昭睢说道：“左尹之意，我已知之，在下一定会将此事做得天衣无缝。”
昭睢随后满意的说道：“那么以后我楚国大军的粮草供应就依赖贵国了。”
当然，虽然昭睢说是这么说，但是大军在外，将粮草完全交给另外一国供应，楚国是怎么也不会放心的。因此，淮河舟师该运的粮还是得运，这个其实也最终决定了楚国伐齐的路线，确实如戴言所说，楚军只能往宋国东部走，宋国也确实没必要放开西境和北境。看来，宋国算计的还真是精确啊，昭睢想道。
随后戴言又向昭睢提及了宋国的要求，楚军行进在宋国境内，务必不要骚扰宋国百姓。宋国帮了楚国和他昭睢这么大的忙，而且这也是之前屈原就和宋国商量好的，昭睢当然是一口答应。
通过这一事，戴言算是看清楚了昭睢这人的特性了，也知道了以后该怎样和昭睢去打交道。其实宋国压根就不在乎那一成的辛苦费，戴言也压根看不上那多出来的办成辛苦费。因为戴言获取利益的方式压根就不在这所收取的辛苦费上面，戴言其实就是在赌整个天下的粮价上升。
当两年前，徐州相王的消息刚刚传出来时，戴言就很快预见到未来天下必然会有大战。而一旦天下发生大战了，那么必需品（粮食）的价格必然会极速上涨。能够做出这种判断，这一方面是因为戴言穿越前对历史感兴趣，知道徐州相王事件引发了齐楚大战。而另一方面，则是他在后世的某些教训。以前他工作的时候他曾经炒过白银，结果利比亚战争突然爆发，使得做空白银的他损失惨重，由此他就特别注意去研究战争与必需品和金融衍生品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时代，战争一旦爆发，粮食价格上涨是必然的，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判断。然而能够判断出这种涨幅究竟有多么惊人的，却没有多少人了。而运用经济规律去主动引发粮食危机促使粮食价格上涨，则更是没有多少人能办到了。毕竟在这个时代以前，只出现过两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一位是齐国的管仲，另一位就是宋国的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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