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更是离不开僧道的陪同了，每次上朝结束回来，把自己的老婆们、老爹杨坚的老婆们、兄弟家人、和尚道士们全都要聚餐，灯红酒绿，“更相劝侑，酒酣殽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道友们知道杨广喜欢出去玩，每次出差，当然他不用请假了，作者本人别说出差了，现在离开所在城市都要请假，当然特殊时期，大家也都理解和配合。作为皇帝，那是没有笼子可以关他的，他是生活在笼子外面的，所以出差、游玩、开Party等都要带上一群和尚、尼姑、道士和女冠，还自称为四道场。
算了，这位皇帝的荒唐事就不多说了，客观点评价，他对道教发展还是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有学者总结了三点：整理修纂了道书目录；组织学者、道士编写了一些新的道书；组织抄写了官方认可的道经，这些贡献，对唐代的道藏的编写有着不小的意义。
隋朝的第三位小皇帝就不提了，给李渊当了一年的靶子，又亲自把他从那个位置上拉了下来，可以忽视了。总体来说，隋朝的宗教政策，以利用和扶植为主，宗教得以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了一定的特权。这是一种承上启下的时期，直接为道教在唐代的发展奠定的基础。
在隋末的天下大乱，农民起义狼烟遍卷时，道士们是怎么做的呢？有的选择隐遁山林，静待时机再出江湖，有的干脆直接投身到逐鹿之中。比较有名的比如东都道士桓法嗣，效法那些成功的帮助杨坚上位的前辈们，支持王世充为“当代隋为天子”，期望这位一统江湖；泰山道士徐洪客则选择了李密，当然还有着名的魏征成了同盟战友，也曾经“进十策以干密”，不知道这二位道门高人，特别是魏征怎么眼光这么失准了，好在魏征随后又改投了唐王朝，从而成功从一位道士转职成为了一代名相。
等到大唐王朝气候已成，投身到李渊麾下的道士则更多了，比如着名的楼观道士岐晖，当李渊带兵到蒲津关时，四处宣传“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立刻组织了八十个道士去接应，自然也是为了在这位未来的皇帝心里留下点痕迹；至于杨广无比崇敬的王远知道长，也果断离开了这位昏君，自称“奉老君之旨”向李渊“预告受命之符”。
我们不应该批评这些道士立场不坚定的行为，在经历大混乱时代的洗礼，能够在夹缝中生存下来，能够使道教传承下去，于道教来说，他们的行为最终还是为道教的发展有益的，这就足够我们肯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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