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世民这位称得上传奇型的帝王身上有着太多探照灯般耀眼的光环，吸引了人们太多的关注，因此他在道教方面所做的工作似乎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很容易让人忽略掉，学者们对此研究相对也要少很多。经历过太上皇辛苦的打基础以后，李世民需要考虑的问题把重心转向了如何进一步巩固成果，继续执行成功的宗教政策，稳定、提高皇室的地位，进一步加快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恢复，唉，皇帝也不容易当啊，好皇帝更不好当。
李世民很好地延续了李渊的宗教政策，并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清净无为思想，以此来助力大唐快速发展，开创了贞观之治。有关李世民的治国主政的政治思想就不再详细聊了，无论在他戎马倥偬的生涯中，还是在血腥的夺帝之路上，都有着道士的身影，道家的思想对他的王道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他对老子的“静”和“无为”思想的理解和运用，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同时也可以从他更加重视道教和老子，进一步确定了道教的国教地位得到证明，当然，他对如何进一步提升李家的出身这件事也相当操心。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给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人安排了个任务，启动了一个大项目——“刊正姓氏”。这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工程，项目负责人高士廉是吏部尚书，其他几位也全部是侍郎，调动全国各地的人力，遍寻天下谱牒，仔细考证真伪，最后要修订一部《氏族志》。当然了，这个项目最终的目的还是想把这些贵族门阀的姓氏渊源都考证明白，进一步确定自己李家的地位，扶植一批庶族地主阶级，打击一批旧士族势力，巩固皇权。另外，像平民百姓，自然不够资格让皇帝关心，小民百姓的姓氏也没有考证的价值，所以也就没有资格入这部氏族志了。
这件事的意义之深自然不必多说了，为什么偏偏是贞观六年李世民想到了要刊正姓氏呢？据《资治通鉴》爆料，公元632年，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李世民和魏征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君臣二人感觉一身轻松，便闲聊了几句。
看着曾经想要自己小命的得力助手，李世民颇有感慨地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
魏征心情也不错，鸟语花香，蓝天白云，雾霾一千多年以后才来呢，听皇帝这么说，也深有同感：“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用人之道，那是帝王权术，领导的必修课，这个咱们不关心，二人讨论的选人用人标准我们也不多说，但从君臣二人的对话里可以看出来，此时的大唐已经称得上政通人和了，让皇帝烦心的事已经不多了，所以，李世民才有了工夫折腾他的姓氏这些东西了。当然了，这不是一个小工程，总共统计了二百九十三姓，所以直到贞观十二年（638年）整个项目才算初步结题，这一天，尚书老高同志一脸成就感地抱着成果请李世民验收。
不得不说，老高同志作为这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没有领会到领导的根本意图，在《氏族志》里，他很不识趣的把黄门侍郎崔干的山东崔氏排在了第一，李氏皇族排在第二。要不是老高同志沾点皇亲，还能有人给说句好话，要是放在现在的体制内，这种人哪可能干到省部级，最多是个小科员吧，退休前享受个副科级就到头了。
可想而知，被大老板李世民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
老高暗抹一把头上的冷汗，心里想自己还真是头猪，恨不得给自己几个大嘴巴，皇帝怎么能排在老崔后面呢！这帮猪队友，也没人提醒我。赶紧回去重新加班，你们这么害我，不改好了谁也别回家了，麻溜滴，连夜加班，赶紧把皇族排在了第一，外戚排第二，老崔只能排第三了，这样为期六年的修订项目才算圆满结题，李世民也满意了，最终颁布天下。
当然了，也不是谁都和老高那样后知后觉，更多的是聪明人，想着法儿地替领导分忧，这不，就有某君向李世民提起了当年的吉善行羊角山偶遇太上老君的故事，太宗一听心里很高兴。这是经过太上皇认证过了，我们是太上老君的后代，这自然是千真万确的了，这很好，既确立了我们李姓的高贵的出身，又可以通过扶持道教来抑制佛教，人民信仰道教，不就是信仰皇室吗，所以，道教还要继续扶持，让它继续发展。
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对道教的照顾达到了巅峰，除了在亳州修了老君庙，还颁布了《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在诏书中，首先肯定了道教多年以来对这个国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循忘反，于兹累代……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这里的诸华之教就是说的道教，接着又说，“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和李渊一样，这是从官方正式宣布了道教高了佛教一头的政策，道士和女冠的地位自然要比和尚和尼姑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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