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争论，实际上对于本土的哲学文化发展是有益的，道教有了完善义理的动力，儒家同样得到了借鉴，李荣和成玄英为代表的重玄派在本体论的阐述方面有了显着成绩。我们都知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成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道士们费了多少脑细胞，来解释这简单的一句话，就是道是万物的本源还是气是万物本原？道又和气是什么关系，道如果是本体，那么气是什么？诸如此类的种种理论。
总体来说吧，二教之争，特别是第二阶段的本体论之争，对于佛道双方的发展都有裨益，道教的哲学体系从本体论（重玄学）向着道性、心性修养的理论方面发展，佛教也吸收了道教的心性思想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涅盘学说，从而更加容易被贵族阶级接受，简单说就是忽悠起他们来更加得心应手了。
由于李治病情开始加重，武则天渐渐掌权，加上双方基本上也算分出了胜负，所以唐初的佛道之争算是告一段落了。
鉴于自身在道学理论及佛学思想上的欠缺，这方面的内容没有能力驾驭，就不班门弄斧，贻笑大方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找李荣、成玄英的着作读读，后面也会再讲到重玄派的内容，到时可以再参考一下。
这里还要再简单补充一下，唐初的佛道之争并不只是我在这里说的这两次，比较着名的还有关于沙门拜君父的争论、关于《老子化胡经》的争论、关于为金仙和玉真二位公主修建道观的斗争等，当然这些佛道之争基本上没有或很少涉及理论体系，所以就没有特别进行划分，但这些也都算是这二次争论的点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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