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细读《论佛骨表》就不难发现，它和前面讲过傅奕的《请除释教书》内容非常近似。《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都有傅奕这篇文章的全文，道友们可以细读一下，两两对比不难发现，韩愈说佛教的两段文字基本上就是照着傅奕的櫽栝而来。不好意思，一不小心用了个刚学来的词，櫽栝大概就是说把原来的文章发挥、改写一番的意思。当然，这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的，比如宋代的魏仲举注解这篇文章时就说“予谓愈之言盖广奕之言也，故表出之。”
韩愈之所以这么失准，和他对佛理研究不深有关系，自己没有能力从佛旨的高度来批判佛教，所以就把傅奕的文章改了改，因为他和傅奕有三个观点大体一致，即排佛，佛教是夷狄和寺庙经济劳民伤财。但是韩愈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傅奕的一心反佛的，他那么写没毛病，但您韩大家却是以一个儒家的身份，一个臣子的身份，用忠孝纲常的儒家思想排佛，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欲为圣明除弊事”，就是说想用儒家的观点批评佛教的风化这类问题。
所以，皇帝首先看到的是韩愈是在咒我早死，国家早亡，最关键的是他还没什么事实支撑，全是凭空想象，片面把王朝灭亡、皇帝短寿归到佛教的身上，谁听了还能不生气？
前面讲到过隋朝有十恶之罪，大唐律发展以后同样有十恶之罪，其中第六条就是“大不恭”罪，韩愈就是犯了这条死罪，所以最后侥幸没死，被贬以后也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了，赶紧写表向皇帝表示自己认罪。
824年十二月韩愈病故，二十年后武宗灭佛。
和韩愈观点相似的还有一位李翱。李翱字习之，曾经跟随韩愈学过古文，也受韩愈影响，推行古文运动，崇儒排佛，着有《复性书》，主张“性本无善无恶”，“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欤；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欤！”也就是说，他主张恢复本性，文以明道，反佛复性，发扬中庸的“天命之谓性”。他的思想虽然发源于《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实际上可以看得出他已经受到了佛家的明心见性说的影响，唯心色彩较韩愈更加浓厚，和韩愈的《原性》中的性有些不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成为了宋初道学的发源，开了理学的先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当然这就不是我们研究的范畴了。
说实话，我这点文学功底，着实驾驭不了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所以写不出深层次的东西，就不献丑了。
至此，唐代的佛道之争，就告一段落了，简单总结几句吧。
早期的佛道之争中，由于道教还没有建立起来完备的哲学理论体系，全凭那些飘渺的白日飞升、成仙长生这类故事忽悠人，总是显得太过空泛，打嘴仗也不会占优势，所以经常要拉上儒家来一致对外，这就是早期的夷夏之争的阶段的特点。
随着儒家的加入，二比一就有些优势了，比如范缜在《神灭论》中就从理论上对形神和因果等问题对佛教加以批判，并且还直指佛教对封建统治造成的“害政”和“蠢谷”两大危害，包括出家、绝嗣，破坏礼教等方面，切中要害，杀伤力不低。
总体来说，傅奕的立场和范缜没有大区别，同样针对佛教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造成的危害，诸如不事二亲，不忠不孝，剥削民财，割截国贮等，同样批判佛教的轮回、因果、报应，同样对封建君主的伦理观加以维护。
李渊也好，李世民也好，都说道教比佛教排名更高，也都在扶持、偏帮道教，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给了道教的更多的是虚名，究竟道教比佛教高尚在哪里，甚至比儒家高了多少，表现在哪里了？
所以，皇帝只是借道教来提高自己的家族的血统和地位，让皇室更加尊贵，让统治更加巩固，让百姓更易教化，这才是道教存在的真正意义，佛教也同样如此。
特别是644年，李世民杀了那位膨胀过度的秦世英以后，道教并没有真正享受特权。随着政治的成熟，李世民的宗教政策非常平稳地执行道佛并重，并一直沿续了下来，当然，那个武宗李炎是个例外。
下面几章，将给道友们介绍几个高道，有的可谓家喻户晓，有的仅在道教圈子里有名，他们代表着唐代道教的发展，当然了，能讲的毕竟是少数，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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