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争斗和融合，儒释道从三教鼎立逐步向着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隋唐时期，三教基本上已经完全融入了社会文化、百姓生活和国家政治等方方面面，早期道教的那些比较粗浅的天人关系、形神关系等理论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严谨的宗教哲学体系。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黄金时期，当然了，在不同的阶段道教的地位有所波动，如李渊、李世民的道先佛后，武则天的佛先道后及其后的两教并重的政策，当唐玄宗稳定了李氏的地位之后，采取的则是两教并行的道先佛后政策……无论是哪种宗教政策，无一不是为了统治阶级的需要，皇帝也要为自己的统治而作出的调整和改变，但是总体说道教一直得到统治阶级的扶持这是没有疑问的。
在这样的大的政治背景下，佛教和道教的关系从紧张逐渐转趋于缓和，随着隋唐的沉浮而越来越成熟，对后世道教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道教在唐代成为了皇族宗教、国家宗教，老子成为了教祖，《五千言》自然被尊为道教的圣典，从此道教靠上了一棵参天大树。唐朝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大繁荣的一段时期，名人代出，朝野名流信道、入道成为时尚，客观上促使了道教的理论水平、艺术形式的提高，道教也借势发展成了一棵参天巨树，名道、高道辈出，义理、斋醮、科仪、着作等方面成就巨大。
在盛唐灿烂的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佛教同样一直在发展，比如智顗开创了天台宗（法华宗），玄奘开创法相宗、神秀和慧能倡导禅宗，甚至《西游记》都是以唐代为背景的创作，这些无不反映出唐代佛教的兴盛，这同样刺激了道教的发展。
打铁必须自身硬，在佛道之争的刺激下，道教开始援佛入道，开始引入儒家思想，开始用神仙信仰来阐发老庄思想及义理。这是自陶弘景开始就做的事了，唐初的道士王玄览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总结前辈的成果的基础上，在唐代论证了“道”是宇宙的本体，是永恒的存在，论证了“道”和“物”的关系，论证了“道”与“众生”的关系，论证了“道应内求”，最终，归根到底论证了如果要修道成仙，必须要先“识体”，才能使“真体”不死。
隋唐时期，道教出现了大量的哲学性质的作品，比如司马承祯的《天隐子》《坐忘论》，吴筠的《神仙可学论》，李筌的《阴符经注疏》，张志和的《玄真子》，谭峭的《化书》，无名氏的《无能子》等。当然了，隋唐五代的道教的义理发展远远不止上述这些，还有梁丘子、胡愔阐发的《黄庭经》，张志和阐发的《易》理，吴筠阐发的《西升经》，彭晓阐发的《参同契》、闾丘方远阐发的《太平经》等等，不再一一列举了。
这些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将老子的“道”与神仙信仰进一步融合，总结了佛道相争的得失，义理化明显有了进步。比如对于神仙的向往，再也不是那种简单空泛的想象和黄白丹道，一改原来那种无头苍蝇似的摸索，而是更加注重了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明确了从思想上解放自身以寻求突破的方向。
整体来说，隋唐五代的道教是魏晋南北朝茅山上清派道教的延续，只是在表象上有所改变，老庄思想也成了基本教义，义理色彩更加浓厚。
哲学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都决定了人类的认识和发展，隋唐时期的这些发展和变化，对宋以后的道教、儒学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比如一个重要的概念——无极就产生自五代，还成为了理学祖师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的来源。
佛道之争是个永恒的话题，虽然到了唐代更多的是采用了辩论赛式的文斗PK了。
傅奕是个爱国主义者，也是基于民族大义而投身到了反佛事业中，是真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民族做点实事。
与傅奕相比，赵归真等人则完全是一种教派的倾轧行为，典型的以权谋私，一心想着通过扩张自己的势力来消灭对手，家国大义则完全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这就不能怨后人说他是以邪术干政，臭名昭着，以至于道教圈子里都耻于给他立传。
经过与佛教的几次PK赛，输赢不重要，锻炼了一大批道教人才，促进了道教理论水平的提高，体系的完善，典籍还增加了不少，甚至可以开始《道藏》的编纂了，这就是最大的成功。
唐玄宗开元盛世之后不久，755年就发生了着名的安史之乱，国家由盛转衰，藩镇割据，军阀混战，道教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有学者称这一时代为中国道教史上的第二次否定。第一次否定是以葛洪为代表的，不崇尚老庄的玄谈，开始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通向仙界的道路。
当然，这次否定，也不是全盘打倒魏晋时期的道教思想，还是批判性的选择吸收了一部分，特别是对老庄精神，易学精义的吸收，肯定了自然义理的不可违背性，又对修炼方法加以完善，金丹、医学、药物、冶炼等各方面都有所发展提高。这次否定，对丹道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认识到了外丹的副作用而研究新的养生途径，内丹理论逐渐得到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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