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以后，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道教自身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道教发展上表现出了整体上愈加世俗化的特点。在三教融合进一步深入的政治大环境下，在理宗的支持下，道教显示出自己的特点来，符箓和内丹进一步融合，三教融合的加速，道教也吸收了很多儒学和禅宗的内容，从而世俗化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
理宗时期，和道教有关的有三件事值得讲一下，一是天师道的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统领了“三山符箓”，二是理宗和女冠吴知古的故事，三是涉及了一部道教经书《太上感应篇》。
道教符箓派传承最为久远，也公认最为正统的三派，分别是龙虎山的张天师家的正一派、阁皂山的灵宝派和茅山的上清派。三山符箓的三山的概念提出时间，学术界普遍认可是北宋哲宗时期，徽宗时曾有统一这三山的想法。
事实上，在北宋时期三山以茅山为主，前面讲过上清一脉经南北朝及唐代发展，影响力已经极大，就连天师、灵宝同样也在学习上清的道法。虽然上清派一直坚持上层路线，这很成功，不过在整个南宋时期茅山宗共出了十五位宗师，名气是不小，皇帝也接见，但除了蒋宗英以外，其他人都没有什么着述留下来，学术氛围远远不及南北朝和唐代。
随着道教的世俗化，比较接地气的龙虎山在民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天师道除了有皇帝的重视，民间的声望也越来越高。张可大和理宗关系是非常铁的，时不时的就开着宝马从龙虎山跑到杭州来见皇帝，帮皇帝举办斋醮法事，为皇帝缓解内忧外患带来的巨大压力。
就这样，在宝佑二年（1254年），理宗下旨，“敕提举三山符箓，乘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事”，算是官方上宣布正一派的江南的道教的龙头老大的地位。1262年，张可大早了理宗两年辞世，理宗极为重视他的身后事，专门安排丞相江万里亲自撰写碑铭。
至于理宗和女冠吴知古的不得不说的那个故事，在《宋史》中有很多记载，而且多是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
吴知古的生平暂时还不可考，北宋为什么宠信她的原因也没有记载，所以这一直算是一个谜。道友们都知道，宋朝是一个极重祖宗礼法的时代，早在北宋仁宗时期，1039年曾经有过一道算是家法的命令：“禁皇族及诸命妇、女冠、尼等非时入内”，而这位这吴知古“出入宫禁”，而且是达十多年之久，加上她还有招权纳贿、干扰朝政的行为，牟子才传里记载吴知古恃宠而为自己侄子吴子聪走后门弄官的事情。于是，一干士大夫们，包括李韶、牟子才、杜范、杨栋在内，纷纷给理宗上书表示您要自律、自爱啊。比如杨栋说：“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侧目而不亟去之乎？”
如果仔细研究这些记载就不难发现，这些大臣们反对吴知古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这个女道士只是宫里掌管焚香祝天这些宗教事情，为自己的侄子走个后门弄个小官儿当，古往今来这算什么事吗？之所以拿她来说事，要看到问题的本质。纵观这些给皇帝的意见书，里面都会带上一句和当前的国际形势、国内危机有关的话，就是现在内忧外患，国家都已经这样了，您老人家就别总天天不务正业了，该“自省”了。
女冠事件的并没有取得一个双方皆大欢喜的结局，理宗没有表现出上位者高高在上的虚怀若谷的素质，大臣们的劝谏多数时间根本就装没听到，甚至生气的时候还会把大臣开除回家，其幕后的原因究竟为何就无据可考了，但让理宗和大臣们解决内忧外患的局面，显然是个高难度的课题。
那么他们是否真的对这个国家放弃了呢，当然是不可能的，比如《太上感应篇》这部道经的推广，就是他们在努力的一个证明。
很多人都应该听到过《太上感应篇》的名字，它曾经频繁出现在仙侠、修真小说里的一部经书，在小说里被套上了一层无上神秘的面纱，至少听起来就很高大上。喜欢修真小说的道友，可能在一些小说中看到过太上感应、冰心诀等的功法，一般为以一种非常正统、高级的秘法形式出现，实际上道教的《太上感应篇》并不是一篇道家修行的功法，更谈上修仙秘法，而是一篇很朴实的劝人向善的短文，甚至有人称他为古今第一善书。
这部经书的作者、时代都不可考了，记载较早是出现在《宋史》中，北宋末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曾为宁作过赞，徽宗时期收入了《政和万寿道藏》。到了南宋初它就开始广为流传，明清时期更是成了畅销书。
理宗时，临安天一宫道士胡莹微自己打算刊印了一批《太上感应篇》。这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道士，付诸行动之前他给理宗上了一份《进太上感应篇表》，打算借皇权推动这次行动。理宗看过以后，欣然采纳，而且还亲笔提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大字，由此胡道士版的《太上感应篇》凭空增添了官方正统的威势。此后，名儒大官们纷纷为这部道经作序，希望借着这本小册子为自己增加一点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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