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1161年-1189年，即金世宗统治时期。
真正让金强盛起来的是金世宗完颜雍，他在位有29年中，开创了“大定盛世”，道教也在他统治时期得到了飞速发展，是三大新道教爆发式的发展阶段。
金世宗早年的确是信奉过道教和佛教，这里面有社会环境的影响，有儒学思想的影响，也有来自母亲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地位的提高，特别是世宗即位以后，对道教和佛教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颇惑之，旋悟其非”，这是他自己说的话，说明了他开始不再信奉佛道了。
1162年，世宗的一条“诏免二税户为民”的命令，在维护了金人的统治和利益的同时，对佛寺经济的打击却是沉重的，进一步说明了他对宗教的态度的转变。
世宗的头脑可以说远超完颜家的先辈们了，甚至比绝大多数汉人皇帝要高明。他的政治眼光相当高，不仅不歧视南人，而且还拉拢、重用南人，特别是地主阶级、文人士子，因为他们对于金人的统治都有用。对于道教，他同样基于政治的角度，对于高道名道、道门首领以拉拢、安抚为主，对于底层的道教信众及道教体系则严格管理，真是两手抓，两手都非常硬。
在拉拢道教高层方面，1167年，世宗诏见大道教创始人刘德仁，安排他住在了中都的天长观里，赐号东岳真人。1169年，专门为太一教的汲县祖庭赠下了“万寿额碑”。1186年，又请来了太一教三代祖师萧志冲来天长观小住。
对于全真教则接见较晚，1187年十一月诏见玉阳真人王处一，1188年二月，又请来了长春真人丘处机主持万春节的斋醮仪式，直到八月才让这师兄弟二人带上十万钱离京。世宗临死前还诏见王处一，王处一于1189年正月初三赶到时，世宗已于初二那天提前闭眼，二人最终没有再见上一面。
经过了皇帝的接见、招抚以后，北方这三个新兴道教得到了迅速发展。太一教得到“万寿额碑”以后，“声教大振，门徒增盛，东渐于海”。刘德仁被皇帝接见回来以后，大道教“传其道者几遍国中”。全真二子从中都回来以后，《紫微观记》描述了全真教“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隅，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邑，必有香火一席之奉”，可见发展势头如何之猛。
凡事过犹不及，民间宗教发展如果过度，必然会引起统治阶级的警惕，最终会发生限制甚至毁佛灭道的悲剧。1173年大名和尚智究起义，1174年四月，世宗就向大臣们表示修那么多寺庙完全就是浪费钱财，绝对是脑袋进水了，是到了限制的时候了。大定十五年（1175年），世宗宣布禁止“农民避课役为僧道”，大定十八年（1178年），下令“禁民间无得创兴寺观”，大定二十五年又数次下令民间禁止私自修建寺庙道观，禁止私自出家，只不过那时候的执行力差了很多。
晚年的世宗对人世间有了更多的留恋，对长生也产生了一些期望，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他在上京出差的时候，留守的皇太子完颜恭的突然病逝、对他又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国事的压力、迟暮之年丧储之痛，即便这样都没使他迷信佛道，反而是对儒家的天命观非常认可，相信只有上天才有权对人的进行奖惩，所以说世宗继位以后一直把道教视为了一种政治工具，一手胡萝卜重点拉拢，一手大棒加强管理，世宗对待宗教的清晰认识的确是少有人比。道教在世宗统治时期，以三大新道教为代表的道教如燎原般的迅速壮大，成为道教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
第三阶段是1190年到1120年。
金章宗是世宗的孙子，他在位期间金国国力由盛转衰，此时的道教发展势头引起了上层集团的恐慌。读了些史书的女真贵族们也知道当年张角、孙恩、李弘之流的利用道教起义的事情，加之财政一直赤字，地里也收不上来粮食，老百姓看起来越来越不安稳了，没准哪天又冒出一个李角、王恩之类的拿宗教来反抗他们，于是金国加强了宗教的管控。
1190年明昌元年正月，官方明令“禁自披剃为僧道者”，十一月“以惑众乱民”为由，正式“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庐”，1191年十月，“禁太一混元箓和私造庵室者”。对于官方的度牒管理，“敕僧道三年一试”，而且是八十取一，从而更严格地控制了僧道人数的增长。管理上，要求僧道“并听拜父母”，“敕亲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许僧尼道士出入”，诸如此类，对佛道的控制明显加强了。
1190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章宗发布了一系列的限制佛道的政策，没有皇帝特批的寺庙道观全部被收归国有，“自是门庭萧索，道侣散逸”，就连全真教的祖庭都被没收了，北方的新道教迎来了寒冬，可谓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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