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宗教政策的实施，肯定是要随着疆域内的民族成份和领土的变化而改变的。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清楚，元以前的蒙古帝国实质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而是一个联盟，这也是它允许多种宗教并存，而且至少表面上是平等共存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要想找到一个适应当时情况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宗教又谈何容易。所以，蒙元初期，蒙古人的基本宗教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任何一种宗教必须是有助于我的统治而不能威胁到我的统治的才是好宗教，好宗教才允许存在才会得到扶植和发展，就连本族的萨满教也不例外。
虽然还没有证实在1255年前后究竟发生了多少次宗教辩论，不过至少可以推测出，在蒙哥时期，就是第一次佛道之争的前后，1254年至少发生过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之间的辩论，和佛道辩论一样，它们之间的辩论也是一对一的形式。1256年，又发生过噶玛派老大噶玛拔希和基督教之间的辩论。顺便说一下，当时的蒙古人称基督徒为“也里可温”，道友们看到相关文献时明白就好。
到了忽必烈时代，西北诸王的伊斯兰地区的分裂后，伊斯兰教徒人数锐减，再想得到和其他宗教平等的待遇显然不可能了。为了避免西藏也脱离出去，元政府更加重视和佛教、藏传佛教的优渥就好理解了。对于蒙古人来说，汉地的佛教和藏地的佛教本来就是一样的，哪有心情去区分它们。
当然了，以前成吉思汗对全真教的优渥，那是因为当时它并不强大，而且还对蒙元的统一事业有帮助。如今统一了，全真教的迅速扩张，还占有本土优势，怎么可能不遭人顾忌？好在蒙古人也不好意思派几个万人队，把道士们抓起来全都埋了，而是采用了这种非常温柔的辩论方式来打压道教。
既然你败了，那么对不起，以后得再退让些，所以，从李志常以后，掌教开始由政府任命了。这说明什么，全真教的老大已经和普通官员一样不能你们自己说了算了，你们的老板都得由我任命，如果不听话可以随时换一个。
至于什么化胡经之类的，那都不重要，这也可以从全真教归还庙产勉强说还算顺利，但是废弃烧毁伪经却迟迟没有推进这一事实上看得出一二来。到1281年第三次辩论以后，在佛教的强烈要求下，全真教才把化胡经之类的伪经烧了。佛教和道教的针锋相对，如果背后没有统治者的推手谁相信？
此外，早在窝阔台、贵由时期就已经在为佛教撑腰了，开始是禅宗，以后是藏传佛教。当然这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统治西藏，所以当时拉拢了萨迦派。到忽必烈时期，上至皇帝，下至大小贵族，皈依佛教的大有人在，道教自然就落到了下风。
实际上，佛教内部也并非一团和气，同样存在争斗的。
蒙元最初是尊奉汉地佛教的，随着对西藏的谋求，藏传佛教的地位越来越高，到了元朝，进一步把藏传佛教确定为国教而推行，这说明蒙古人并不希望汉地宗教成为国教，如果说蒙古人没有民族歧视和压迫，打死你我也不信，所以，就有了佛教的内斗。
初期的佛教的斗争，主要是汉地的禅、教各宗之争，1288年，江南禅、教的大人物们齐聚大都，来了一场震动江湖的公开辩论大会，主要就是想聊聊教、禅的优劣，史称教禅廷辩。
佛教的禅、教之分源于唐代了，元代又可以分为禅、教、律三派，汉传佛教中禅宗为主，比如北方的曹洞宗、临济宗、海云宗和万松宗等，教则是指除了禅宗以外的其他宗派，比如天台、华严、慈恩、律、密等。
在佛道之争中，忽必烈肯定是偏袒佛教的，佛教各宗之间的争斗，他又偏袒教而抑制禅宗。于是，在官方的政策倾斜下，禅宗地位越来越低，这同样是忽必烈的民族等级制度在佛教中的一种反映，你再会说，理论再充分重要吗？
前面讲到过，门岿先生说：“成吉思汗时代是无意识地放任宗教信仰发展，忽必烈时代则是有意识地把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国策施行。”现在回过头来看蒙元时代的佛道之争，是不是体会更深一些了。
经过前期的辩论，蒙元政府完成了对宗教的甄选和意识形态的确立，第三次辩论以后，则确立了蒙、藏两族的同盟关系，开始巩固意识形态并强行推广。
正如蒙古人所说，汉人当然会支持汉人的宗教，蒙古人也必须支持蒙古人的宗教，怎么可能会支持汉人的宗教，就算你们文化底蕴深又怎么滴，给你烧了就行了，“凡有一字一书，见疾烧毁，勿留人间”。
辩论失败后，全真教失去的不仅是声望和那点地产以及烧掉一些道经那么简单，实质上这是一个转折点，全真教开始衰落下来，而藏传佛教则乘机开始向汉地传播。上面提到的杨琏真加，不但挖人家的祖坟，而且还对江南的宫观大肆破坏，对道士们大加迫害，据说超过千数的道观毁在了他的手里，这无疑也代表着元政府对道教的打压和对藏传佛教的扶植的态度。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