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6年嘉靖加封自己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可能是感觉这个封号不短，后来又给自己封了一个更长的“九天弘教普济生灵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镜万寿帝君”，然后又感觉这个封号有些方面还是没有体现出来，于是又给自己来了个封号曰“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嗯，这下勉强算差不多吧。还得承认嘉靖的确非常孝顺，虽然父母都不在了，但是自己有的父母没有享受到总是感觉对不起他们，于是顺便也给爹妈封了号，捎带着给老婆也来了一个，满满地一起陪他上天当神仙的希望。
实际上，邵元节为人是比较谨慎的，而且很会揣测上意，在得嘉靖崇信的时候也没有胡作非为，甚至晚年举荐陶仲文的举动颇有功成身退的意思。陶仲文在这方面就不如邵元节了，陪了嘉靖二十年，在权臣、藩王之间左右逢源，经常干预朝政。所以，陶仲文在《明史》中有幸被选入《佞幸》传中，实际上邵元节也在里面。佞幸道友们应该都理解吧，就是靠谄媚而得到宠幸的意思，所以，史书中把陶仲文定性为不是一个好东西。
陶仲文还曾经给嘉靖推荐过几位“能人”，包括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等，这些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各自都具有一身忽悠人的本领，组团把这位糊涂皇帝给忽悠得相当膨胀，甚至学宋徽宗也来了一个集天仙、教主和皇帝于一身，也算是给陶仲文摸了一脸锅底灰。
实际上把陶仲文的定性为奸人的根源并不好说。道友可能知道，据说清代曾经大规模销毁明代的史料，并组织人大肆篡改历史。《明史》是清人所写，屁股本来就是歪的，写出来的东西需要我们综合各种文献慎重考证、分析着来看，所以邵元节或者陶仲文的是是非非，得多方面佐证后再下结论。但是如果没有嘉靖这么个皇帝，这些所谓的佞幸也就不会出现了，这么说根还是在嘉靖皇帝身上也没毛病吧。
学者们研究发现，“壬寅宫变”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大明从政治还算清明迅速向着腐败转变的拐点。
由于嘉靖把道教视作长生的唯一希望，为此天天斋醮不断，这也就算了，更为荒唐的是，他还运用着道教思维来处理军国大事，颇有“道术治国”的神秘主义风格。
随便举个小例子，当年大同左卫指挥叫王铎，他有个儿子叫王三，由于种种原因王三投降了鞑靼，然后就是经常带着北方这帮家伙来打秋风，很是令边军头疼。1544年，非常幸运的是，王三被一个叫刘玘的小兵给抓住了，其中的斗智斗勇和艰辛的过程嘉靖没理会，却非常执拗地认为这是神仙保佑的结果，“叛恶被擒，固义勇之效力，实神鬼有以默戮之”。这并非偶然，实际上每当边关有捷报送来，这位皇帝总会自然而固执地往神仙保佑上联系，身边的陶仲文顺理成章地也成了直接受益者。
再比如来还是在那一年，经常来边境串门的鞑靼俺答令首都人民非常害怕，首都城里也戒严了。等人家抢够了回去Happy以后，嘉靖一看没有来首都打草谷，便又认为是自己诚心斋醮的结果，当然又把一份功劳给了陶仲文。
1560年，陶仲文的羽化令嘉靖感觉天都塌了，其悲伤就不多说了，最后依照邵元节的谥号给陶仲文封为“荣康慧肃”。这么看来，把陶仲文划进佞幸圈子里，不排除文人忌妒心理的存在吧。
陶仲文的死并没有影响到嘉靖的求仙问道工作，反而由于政务严重影响了求仙问道的正事，所以嘉靖便提拔严嵩当了内阁首辅。严嵩父子对于大明的影响道友们都知道，政以贿成，吏治腐败，社会矛盾加剧，我是感觉主要责任还是得按到嘉靖脑袋上。
1561年，严世蕃因老母的死丁忧，严嵩父子才逐渐失去了宠信。看到有扳倒这对父子的机会，徐阶便找来了一个擅长扶乩的道士蓝道行，二人内外配合，蓝道行迅速取得了嘉靖的信任，徐阶则通过蓝道行黑了严嵩父子好几波。当严嵩父子知道以后，于是岀钱买通宦官揭发蓝道行，黑材料要多少给多少，于是蓝道行死在了狱中，可见这位蓝道士在嘉靖心目中远远没有达到邵元节和陶仲文的程度。
面对无人能治的嘉靖，一直不乏直臣力谏，最着名的就是海瑞。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十月，海瑞上了一道《治安疏》，其中一句是这么写的：“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县罄，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海瑞当时只提到了嘉靖礼佛日甚，实际上早在嘉靖十五年（1536年）五月，宫内曾有过一次火灾，损失的佛像有169尊，佛骨、佛牙等佛物约斤，正好嘉靖想专研仙道，正好烧就烧了吧，省去了很多事情。于是就在大火现场位置修起了慈宁宫和慈庆宫，安排了两个老婆过去住，从那时起佛教在皇宫里就渐渐没了位置，由此看来海瑞说嘉靖礼佛似乎应该是求仙问道才对。关于嘉靖对佛教的态度下面再单独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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