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内行人了，就是外行也能感觉出来扶阳和温补好像不太一样吧，虽然具体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就不清楚了，为此特意和一些老中医聊了聊，还别说，真有可以把二者的区别讲一讲的高人。
首先，二者为什么容易弄混，原因是大家都是讲究培养阳气的。温补派最早在明代就流行了，有一些对于我们这些圈外人士来说很陌生的代表性人物，如薛己、孙一奎、张介宾等等，其中着名的代表是张景岳，估计很多道友都知道他。他们这一派非常重视对脾胃和肾脏的温补，认为这里面的阳气是生命的根本、主宰，当然也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理论体系，这里不多讲。
郑寿全则对张景岳的着名的温补药方，如金匮肾气丸、大补无煎等里面所体现的医道很不赞同，认为不怎么样，因为他的那套理论是从内丹理论中来，比如添油续命等等，那可是能修仙的，和温补派的区别就是我们更重视对神、气、形三个层次上的把握，着力去帮扶坎中的真阳，而不是温补派那样用益精补血之类的办法去补肾。
当然，对于外行来说，要想理解老中医那套理论还是挺困难的，这里就不献丑了。
有学者认为，《槐轩全书》表面看是纯粹的儒家文章，实际上你细品，里面处处有道家思想的影子，各种术语如阴阳、太极、精、气、神等等，养气、静修，各种内丹理论。在门人弟子们请教道教方面的问题时，刘沅的回答也相当专业，比如他对弟子们讲“道者天理”，道不是随口说说的，是存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的，都在潜移默化地指导人去修行，去做人，当然，最终刘沅是为了把道和伦常联系起来，是为了把道引进儒家的伦理体系中。
仔细读刘沅的作品，可以分析他的学术思想来源大概有四：
其一自然是家训，特别是老爸刘汝钦，培养了他追求纯一，止于至善的品质。
其二就是刘沅特别推崇的儒家元典，他说“凡事必宗孔孟”。
其三是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对他的影响。
最后是野云老人，是他的道教思想、穷理尽性、内外本末之功的来源。
第一点不多讲了，主要讲一下后三点：
刘沅是极为尊重儒家元典的，在《槐轩全书》中，十三经的恒解是最重要的，因这些本是儒学的圭臬。刘沅认为这些是圣学，也要用儒学元典的精神来阐释它们才可以，这是他对四书五经这些典籍注解的动机。
为什么他把自己的阐释称为恒解呢，恒就是常、久，是亘古不朽的意思，所以，刘沅不希望其他人，也包括自己在内对这些元典有一点点的曲解和篡改。
可惜，儒学发展至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他看来，从汉朝以后，圣人之道就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唐朝以后更是支离破碎，于是他先是对董仲舒为首鼓吹了两千年的阴阳观做了大手术，用的是中道理论，可见刘沅对“中”的理解相当有见地。对于中的理解，在刘沅的着作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在传统的易学的理解中，以“中”说易是很流行的，而刘沅说易则是以理气合一来说“中”，并且发展出了时中、中道、中正，尤其是特别强调中正。
以前男尊女卑的情况有多严重不用多讲，谁都知道，这些对易学的解释和理解必然是有影的，董仲舒建立在三纲五常上的阴阳观怎么可能是中正的？刘沅对自古大家都习惯了的抑阴扶阳的思想提出了批评，阴阳本来就是互相为用的，阴阳和平乃成功化，所以他坚持阴阳和平，阴阳合德，那种动不动就说阳是君子，阴是小人的解释是不合易经的中正之道的，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一看这部《周易恒解》。
在现在看来，刘沅这些观点似乎很普通，没什么值得说的，实际上，在清代，特别是从宋、明理学统治天下以来，这种对三纲五常的挑战，说是一种革命精神都不为过吧。当然，除了个人因素外，还和刘沅所处的特殊时代有一定的关系，要知道道光二十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为那是1840年，在那个大背景下，新儒家思想的变化，新儒学的发展，新心学的发展，是一个“九州生气恃风雷”的大时代。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东龚西刘”，龚自珍不用多讲，刘沅则是因为一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口号响彻华夏大地，可惜的是，他的学术思想被埋没得时间太长了。
在做学问的过程中，离不开吸收前辈的研究成果，这是必然的，而刘沅在研究清初学术界的各种考证成果的时候发现，当时人们过于夸大考证的作用了，以至于经常为了考证而考证，反而忽视了对真正的儒家的精神理解，更有甚者，宋儒都改拿元典开刀，改得那是一个理直气壮啊。所以，刘沅就对宋儒开始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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